对《新华文摘》1981―2014年间所转载旅游文献的系统分析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2.006
《新华文摘》自1979年创刊、1981年改名、2004年改版为半月刊至今，不断地引领学术潮流、开拓学术领域，因独具博、大、精、深、新五大特点深受广大读者的追捧，同时它作为具有文献检索功能的平台，成为学者们研究问题的重要工具。《新华文摘》转载的文章和《新华文摘》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转文的作者、机构、来源期刊以被《新华文摘》转载为荣；另一方面，《新华文摘》也因转载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文献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并且这些新的思潮和话题为《新华文摘》未来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检索的线索。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一直以来关于《新华文摘》的文章多是“《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某刊文章”、“某某作者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等类似形式的表述。这主要是由于国内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都把论文和学术成果被《新华文摘》转载和引用视为自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标志[1]，论文以被《新华文摘》摘引为贵，作者以被《新华文摘》转载为荣。然而，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学者对《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的研究不足，《新华文摘》所关注的旅游研究热点不明朗，因此，本文试图突破“荣耀”层面，从第二个方面来研究《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和《新华文摘》之间的关系，为学者们未来研究旅游问题提供指导。
一、文献回顾
学者们对《新华文摘》的研究涉及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看，王萃、傅荣贤（2011）以1979-2009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图书馆学论文为研究对象，从图书馆学专业本位的角度评估了文献的学术价值、分析了文献摘引的得失并提出了建议[1]。姜春林（2004）对《新华文摘》2002年转载的有关对科学技术论述的论文进行分析，展示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的学术热点，包括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意义的研究、科技政策及科技体制改革研究、创新及创新系统研究、科研评价及其科技竞争力研究、科技伦理研究等研究成果[2]。从学科研究进展和关注度角度看，包庆德、王金柱（2003）通过对《新华文摘》进行文献统计，分析中国学界对环境与资源理论的研究进展及关注度[3]。滕瀚、曾天山（2013）以《新华文摘》转载教育学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的Ucinet6.0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科的社会关注度[4]。从其他综合角度看，王文军（2013）以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三大文摘为中心对近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学术文摘的发展现状，并且信息时代学术文摘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其能否顺应学术民主化、传播数字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以及能否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5]。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新华文摘》的研究不论是从学科还是视角上来看较为单一，研究内容比较局限，研究的心理状态大致停留在“荣耀”层面，对于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较大的关注。只有张瑜、陈叶奎（2014）提出图书馆学文章被《新华文摘》的关注度低是由于图书馆学界自身存在一些问题[6]。
总体来看，对于《新华文摘》这样一个集政治性、思想性、权威性于一身的大型理论学术期刊，旅游学者对于它至今没有给予关注。这与国家对于旅游的重视程度以及旅游研究的发展水平极不相符。因此，文章以自1981-2014年《新华文摘》转载的67篇旅游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希望通过对《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类论文的研究来探讨《新华文摘》对旅游研究的关注度以及旅游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对旅游研究未来发展的思考。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分析资料来源于《新华文摘》1981-2014年目录数据，包括1981-2003年276期以及2004-2014年264期的目录，分析数据总计540期，时间跨度为34年。本文翻阅了1981-2014年《新华文摘》目录，梳理统计出了转载旅游相关文献67篇，其中统计的旅游文献题名的主题选取了包括“旅游”、“物质文化遗产”、“休闲”、“旅行社”、“酒店”、“景区”等相关字眼，统计的内容包括文章题目、文章作者（包括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作者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称、职位）、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归属地、文章来源期刊。由于《新华文摘》每年总目录中仅显示转载论文的标题和作者姓名，且转载论文中没有全部标明作者单位，作者性别、年龄、职称、职位以及作者单位归属地更是没有标明，因此研究者通过对文章题目或者文章作者检索从CNKI、百度学术、百度百科以及其他方式补充统计内容的信息，并通过科学方法最终将《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分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旅游研究、休闲研究三大主要类别。
（二）研究方法
统计细则如下，统计作者时译者作为第二作者统计。其余均按照文章作者顺序分别统计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
统计作者职称时，按照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其他统计，如果作者具有两个不同级别的职称，则计入在最高职称的人数中，如果一位作者同时具有同等级别的两个职称，则将其统计在其中一个中，而不重复计数。例如作者同时具有教授和研究员职称，则将其计入教授职称人数中，不再重复计入研究员职称人数中。 统计作者学位时，按照博士、硕士、学士和其他统计，将在读博士生统计在博士学位里，在读研究生统计在硕士学位里，在读大学生统计在学士学位里。
统计作者研究机构和机构所在地区时，一篇文献不论是单一作者或是N位作者合作，都计入第一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和机构所在地区转文1篇。
文章以第一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和地区为第一标准来衡量机构和地区的旅游研究对《新华文摘》的贡献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 转文作者特征分析
《新华文摘》转载旅游学科论文67篇，涉及文章作者总数76位，其中包括第一作者62位（有5位作者文章被转载两次）、第二作者13位、第三作者仅1位。也就是说，67篇转载文章中，涵盖了62位独立的第一作者。这表明，《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论文作者范围广泛且独立，作者之间的差异化特征是作者对《新华文摘》贡献度的重要参考依据。在进一步分析作者的差异化之前，我们将不完全的缺失信息剔除到分析范围之外，最终结果发现：首先，《新华文摘》转文作者男性多于女性，且接近其三倍（如表1）；作者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45岁到65岁年龄段（图表中显示的年龄段的上限包含，下限不包含），有27位，在此年龄段以外的45岁以下及65岁以上的两个年龄段分别为15位和14位，其中25岁以下的仅一位；作者职称按人数顺序来看，最多的是高级职称33位，包括教授24位、研究员9位，其次是副高职称8位，包括副教授7位、副研究员1位，再是讲师3位，其余作者职称均为单位或个体的职位，较为独立且分散；作者学位则涵盖了从学士到博士的不同水平，最多的博士学位35位，其次是硕士12位，学士2位。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华文摘》转文的作者中，同时具备教授、博士特征的作者只有几位，所占比重较小，且还包含第二作者。可见，年轻的副高职称的学者们随着研究实力的不断提升，将成为《新华文摘》的主力军，其他职称的作者，也是新华文摘不可或缺的中间力量，学位和职称还有待大幅提升的新兴学者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二）作者所属旅游研究机构分析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和认可离不开其所属机构的培养。研究《新华文摘》载文作者的所在机构，一方面可以了解机构对《新华文摘》的贡献差异，另一方面，可以反映机构研究关注点的差异。通过对76位作者的机构进行统计发现，《新华文摘》转载的67篇旅游文献涉及所属机构40个。从表2可以看出，作者所属机构种类多样，包括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国家机关以及专门用于科研的非盈利组织等，转文在2篇及以上的机构为12个，占所有机构数量的30%，除去机构不详的剩余60%的机构都只被转载1篇旅游文献。从机构类型来看，这12个机构中涵盖了综合性研究院所、科研院校、国家机关及旅游企业。从载文数量上来看，载文最多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被转载了5篇旅游文献。
括号内表示的是在括号前同一主体机构的分支机构。序号6和序号8的载文数分别是1篇来自主体机构，1篇来自括号内的分支机构.
继续分析发现，作者所属的专门性旅游研究机构为数不多，仅五个，分别是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重庆工商大学旅游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以及西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除衡阳师范学院的刘沛林被转载了2篇旅游文献外，其余都只被转载了1篇旅游文献。说明从单个机构的载文数量上来看，综合性研究院所对《新华文摘》的贡献比专门性旅游研究机构的大。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是由科研院校和旅游规划咨询机构完成的，综合性研究院所在我国旅游研究力量中所占的比重低[7]。然而，综合性研究院所旅游研究力量的相对薄弱并没有影响它在《新华文摘》的地位。相反，专门性旅游研究机构却显现出了《新华文摘》对其的忽视。分析以上五个专门性旅游研究机构被转载的文章发现，专门性旅游研究机构被转载的论文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综述类，譬如李雪的《旅游地域系统演化研究综述》[8]，邱继勤、保继刚的《国外旅游小企业研究进展》[9]以及伍鹏的《完善旅游立法 健全旅游法制――我国旅游立法研究综述》[10]；另一种是理论探讨性的论文，譬如南宇的《西北丝绸之路的非遗保护》[11]、刘沛林的《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思考》[12]。他们分别针对非遗保护问题、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和识别问题提出了建立传承人保护体系、景观区域识别系统。可以看出，不同的旅游研究机构被《新华文摘》转载文献的类型较为集中，综述类和理论探讨性论文更受青睐，说明专业性旅游机构在综述类和理论探讨性论文方面研究成果更易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
（三）地域分布分析
对《新华文摘》转载旅游文献的作者所属地域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各个地区对《新华文摘》贡献的差异，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地域之间旅游研究水平的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新华文摘》在1981-2014转载的论文来自于15个地区，大体遍布了国家“十一五”期间划分的四大板块，分别是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从转文数量上来看，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和江苏，在1981-2014年间《新华文摘》分别转载了25、6、5、5、4篇旅游相关文献，说明这五个地区对《新华文摘》的贡献最多，尤其是北京市，因为北京是我国首都，经济发达，旅游业繁荣，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所属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力量雄厚。从地区总体来看，东部的转文数量占全部转文数量的比重最大，达到65.67%，剩余三个地区的转文比重分别是西部11.94%、中部8.96%、东北2.99%。东部地区的旅游研究文献对《新华文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西部、中部的贡献相差不大，东北的贡献最小，主要是由于东北经济发展缓慢、旅游业相对滞后，科研力量不足等因素造成的。
（四） 来源期刊分析
《新华文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有影响的二次文献，它通过对已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原发性论文进行再读编辑并转载刊发，一方面原发性论文得到再度认可，另一方面转载论文的来源期刊也因此获得更高的社会关注度。通过分析67篇转载文献的来源期刊数据发现，除去方成（1984）的《漫画旅游》的来源期刊数据缺失，剩余66篇来源期刊共涵盖了48种独立刊物（如表4），包括报纸、高校学报、社会科学类期刊等。转文数量在2篇及以上的来源期刊仅9种，占期刊总种类数的18.75%，分别是中国文物报7篇、光明日报5篇、解放日报3篇、文汇报2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篇、旅游学刊2篇、江西社会科学2篇、中国名城2篇。其余39种来源期刊都只被《新华文摘》转载1篇旅游文献。说明《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的来源期刊较为分散和独立，对《新华文摘》贡献最大的是《中国文物报》，其次是《光明日报》和《解放日报》，从种类上来看，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也是《新华文摘》的有力贡献者。然而，研究旅游科学的专业性期刊在数量和种类上的贡献都较为馈乏。这说明，《新华文摘》更容易从报纸类学术期刊和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关注旅游研究，而不是研究旅游科学的专业性期刊。 表4 1981-2014《新华文摘》转载旅游文献的来源报刊分析
（五）转文主题内容分析
从转文总体数量和历年数量上来看，《新华文摘》自创刊以来对旅游文献的关注度明显偏低，1981-2010年《新华文摘》年均转载论文篇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文艺212.17篇、科技95.72篇、经济87.65篇[4]，而本研究发现旅游文献1981-2010年均转载量仅1.7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距达到百倍，说明旅游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社会关注度极低。
分析《新华文摘》转载旅游文献的主题，有利于为旅游学界提供借鉴。文章将67篇旅游文献的题目建立一个文本，运用ROSTCM6.0对文本进行分词处理，然后对分词后的题目文本进行提取高频词、过滤无意义词、提取行特征值、构建网络、构建矩阵处理，最后得到题目的语义网络图，由图1所示，《新华文摘》对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不多，主要集中在“保护”、“文化”、“遗产”，这些关注点集中分布于图1的网络中心部分。而在接近网络中心的区域，形成了次集中心，关注点是“旅游”、“我国”、“休闲”。说明《新华文摘》1981-2014年对旅游研究的关注主要有三类主题，分别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旅游研究以及休闲研究。通过进一步对关注主题的关系强度进行分析，并剔除掉关系强度低于4.0的主题，由图2可以看出，以“遗产”和“保护”这两个主题为节点的关系强度最高，分别是66和64，以“旅游”为节点的关系强度相对低点，为15，以“休闲”为节点的关系强度为4。
根据以上三类高关注主题，进一步对1981-2014《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进行分析，分析发现：第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重点有三个方面，分别是：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保护意识的教育，遗产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的研究，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城市发展以及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第二，旅游研究的重点也是三个方面，分别是：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研究，旅游饭店发展的研究，旅游地域系统、立法的综述；第三，休闲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休闲观和休闲产业的研究。
从1981-2014《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可以看出，这些旅游文献代表了《新华文摘》对其关注的热点和重点。转载的旅游文献数量不多，但这些文献存在一些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共同点：首先，拥有国际化视野。譬如邱继勤、保继刚（2005）对国外旅游小企业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期在中国旅游小企业迅速发展的状况下，国外学术界初步形成的旅游小企业研究体系能够为中国旅游小企业的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9]。其次，把握国家发展战略。譬如张颖岚（2014）《国家公园体系与中国的大遗址保护》提出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体系，消化并吸收到我国的大遗址保护体系中，只有将这种国际化视野和我国国情合理结合，才有可能将大遗址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引导到以文化遗产保护为重心的轨道上，从而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富有生命力，更具有号召力[13]。再次，宣传价值观教育。譬如庞耀辉（1985）《谈闲暇时间观》提出要提高人们在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首先要加强人们的审美文化教育[14]。最后，强化保护理念。譬如冯骥才（2012）《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统一认识》提出文化强国和文化强省都需要国家文化精神，国家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撑是民众，民众参与得越多，民间文化的传承就越有希望[15]。王文章（2010）《增强“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提出要真正做到社会公众自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能在保护中共享成果[16]。
四、结束语
我们从《新华文摘》1981-2014年转载的旅游文献的统计与分析中发现，首先，就旅游学界而言，旅游学者对《新华文摘》的载文贡献不多，其中，具有“男性”、“45岁以上”、“高级职称”、“博士学位”特征的作者贡献较大。一方面，这些学者的贡献，反映出《新华文摘》旅游文献的主要来源作者正是旅游学界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能力的学者，他们能够得到《新华文摘》的青睐，与学者们务实的学术努力、深厚的理论底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新华文摘》的一小部分来源作者在职称和学位上可能还没达到最高级别，然而《新华文摘》亦给予了重视，说明《新华文摘》对文章的评价体系是以文章本身的研究为主体。其次，《新华文摘》旅游文献贡献的地区差异主要是与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旅游业发展速度、科研能力有关。最后，经过对《新华文摘》转载的旅游文献的研究主题分析，发现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休闲研究更易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拥有国际化视野、能够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宣传价值观教育、强化保护理念的文章。而且来自于专业性旅游研究机构的综述类和理论探讨性论文更受《新华文摘》青睐。说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旅游研究以及休闲研究是旅游学界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