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德两难叙事结构及审美取向
刘醒龙以其淳朴、直白的写作姿态激起了层层涟漪，冲击着当代文坛。他对现实的关怀、对社会的问题的批判和对道德的思考，使其受到评论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刘醒龙出生于农村，乡土的纯净赋予他无穷的创作源泉，他生活于城市，都市的复杂让他感受到现实道德。文学界对刘醒龙小说的研究十分全面，多视角、多元化的研究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刘醒龙的作品。道德两难叙事是刘醒龙小说叙事的特征，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刘醒龙小说文本的道德两难叙事以及审美取向，旨在能够丰富对其文本的研究内容，并有助于对其文本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 道德两难叙事的叙事结构
道德两难叙事丰富了小说的道德色彩，赐予小说雄厚的道德力量，更体现出作者的道德理想。刘醒龙在小说中为读者们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人性道德图，体现着他对善的依从，对道德的回归，对人文的关怀。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得到内容与形式的巧妙统一，才能够经久不衰。刘醒龙小说道德两难的叙事特征在巧妙的叙事结构下，使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1 两难式的选择结构
两难式选择结构是刘醒龙小说中道德两难叙事的基础结构，并且驾驭着整个文本情节的发展方向。选择就意味着两难，刘醒龙在文本中对人性道德的书写有着十分明显的两难式选择结构，这种结构使道德两难的叙事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
序列是小说情节构成的基本元素，刘醒龙小说两难式选择结构将序列分为三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兼顾公平后可能导致的失衡、站在道德底线边缘的两难困境。这三个序列彼此呼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从而突显了批判的张力。刘醒龙的大部分小说都采取了这种叙事结构，尤以中短篇小说居多，如《凤凰琴》《孔雀绿》《挑担茶叶上北京》等等。在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村官石得宝陷入了村民利益与上级命令的两难困境之中，在政治道德面前他必须要服从命令，在人文关怀面前他又要维护农民利益，他必须在这种两难的困境前做出选择，故事就在这种困境中拉开序幕。之后就是兼顾公平后可能导致的失衡，对村民做思想工作，探口风，以求能够心理维护双方利益，最后在权衡道德底线的基础上做出了道德上的两难选择。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围绕着两难式的选择结构展开。在小说《孔雀绿》中，物质满足与工厂利益成为两难选择主体，使小说人物徘徊在道德层面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吴丰陷入了“偷与不偷”的两难选择中，妻子的抱怨、孩子的困惑、工厂的利益以及生活的步履维艰，使吴丰混淆了人性与道德，完全受制于两难式的选择结构，这种选择的矛盾使人物之间的关系被拉紧。
两难式选择结构的应用使文本叙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三段式序列的文本历时性叙事，衍生了与之相对应的表层叙事结构，而结构中的道德两难抉择又构成了文本的共时性叙事，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得到进一步深化。如小说《城市眼影》，主人公为了得到一套房子便草率与沙莎结婚，之后他便处于无爱的婚姻中，他开始对这一行为的利益开始反思，此时他面临的是欲望与精神的两难选择，当他决定放弃婚姻时，也是精神战胜欲望在道德两难中的最终抉择。揭开小说表层所叙述的具体物质选择的面纱，实质正是道德层面上的两难选择。
2 交织式的对比结构
交织式的对比结构是刘醒龙小说道德两难叙事结构的另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其一种扩充。在交织式对比结构中，故事中的小情节隐匿了两难困境选择，将其穿插在了故事的不同线索中以及所表现出的道德力量对比中，依托受众的参与和判断得以表现，刘醒龙想要弘扬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追求得以强化，如小说《圣天门口》、《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作品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叙事结构特征。
交织式对比结构将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以纵向对比、横向交织予以呈现，从而彰显出刘醒龙的写作意图。在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多条叙事线索的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中的陈东风与陈西风同样是出身于农村，陈东风热爱劳动、热爱土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而陈西风却厌烦劳动、追逐金钱、剥削工人;翠翠以一颗永恒的心坚守着爱情，而方月在爱情中却迷失了方向。不同的叙事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情节中个体人物对物质与爱情的道德追求形成纵向对比，而东风和翠翠与西风和方月的爱情故事在情节组合上形成了横向交织对比，小说以劳动与爱情两条线索贯穿始终，相互交织对比，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得到统一，更体现出了刘醒龙对人文关怀与人性道德的诉求。
在小说《就是这种味道》中，父亲与刘声东的人生传奇成为了文本叙述的主要内容，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形成鲜明的对比。父亲对精神信仰的坚守、刘声东对金钱的狂热;虔诚、宽容的高大形象叙写出父亲的传奇人生，狡诈、刁钻的丑恶嘴脸，描绘出刘声东的不堪一世。刘醒龙以两条线索的相互对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将两人一生的较量作为横向对比进行交织，从而使整个故事更加清晰完整，一目了然。
在这种交织对比的叙事结构中，道德两难叙事特征凭借受众参与及判断来呈现。文本中的叙述者与受众交流，通过叙述向受众提供信息，由受众自行判断主人公的道德困境，如此一来，陷入道德两难困境的不单单是故事中的人物，刘醒龙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转移给了小说的受众主体，也就是读者，这种特征是交织式对比结构的独特意蕴。
二 道德两难叙事的审美取向
作家的创作风格酿成其独有的审美取向，刘醒龙淋漓尽致地在作品中倾注了深远的现实主义情怀。他的作品饱满、庄重、透彻，充满了对道德的探求、对人性的思考。在道德两难的叙事主题下，刘醒龙铸就了作品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反讽和悲剧。凭借反讽和悲剧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对人性进行挖掘，在使作品得到升华的同时，也深化了作者的精神追求。两种审美取向依托于道德两难的叙事方式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呈现。 1 反讽对道德的拷问
道德两难叙事是刘醒龙创作的特色，以道德两难来衡量人性道德与社会体制，以反讽来考问善与恶的平衡，形成鲜明的文本审美艺术。刘醒龙小说作品的反讽色彩是道德两难叙事所导致的冲突结果，凭借人物、道德环境与道德心理的相互争执来呈现，使作品弥漫着反讽的味道。
刘醒龙在小说作品中将人物放置于道德逆境中，形成巨大反差，将反讽的色彩发挥到极致。人物陷入在谬妄的道德环境中，扭曲的道德精神被接纳，而寻常的道德精神却受到排斥，赋予文本一种幽默色彩。在小说《威风凛凛》中，刘醒龙让无法无天的恶霸成为人们的崇拜者，而实际上人们所追求的是善良与宽容，但是对善的追求竟然讽刺地需要隐藏在恶的面纱之下。人们想要帮助他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帮助，而是要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人们被置于道德逆境之中，合理的恶、难堪的善。道德环境与人物的对立折射出的是人性被扭曲的可悲，反讽色彩得到渲染，直达读者的内心。
刘醒龙小说中的另一种反讽是人物对道德环境的漠视，理想的道德环境配以反讽的人物，在道德两难的选择中，人性迷失。在小说《汽车不敢撞人》中，人们对道德环境已经发展到了漠视的状态，形成反讽。小说主人公老吴谨守礼法，遵守交通法规，而老郑却无视交通法规，因为这样可以换取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老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老郑趋炎附势、曲意逢迎，竟当上了局长。在这种道德环境的影响下，老吴开始向利益投降，而老郑也如鱼得水，更加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利益，此处是作者运用的一层反讽。当老郑被汽车撞死，构成了第二层反讽。老吴自欺欺人地告诉妻子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一个意外，因为汽车根本就不敢撞人！此处是第三层反讽。在《痛失》中，领导们在党课所倡导的克勤克俭与课后的灯红酒绿形成极大反差，孔太平在这种道德环境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被黑暗所吞噬。在严谨的政治道德环境中，这种选择昭示着一种批判的讽刺。
反讽艺术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高度，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深度。刘醒龙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着人性与社会，通过反讽来强化出人物与环境的对立，对他所痛心疾首的问题赋予批判。
2 悲剧对精神的升华
刘醒龙不仅赋予了作品反讽的艺术审美，而且还融入了浓郁的悲剧艺术审美。反讽暗示了文明社会背后的伪善与扭曲，而悲剧则在这种黑暗的中重拾希望之火，散发着美丽的耀眼光芒。刘醒龙在道德的两难的困境中徘徊，在作品中释放出人性的强与弱，理智地直面现实，在苦难中忏悔。悲剧所蕴含的意义在小说中被日益深化，在艺术形式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审美标准。在文学作品中，悲剧与冲突相辅相成，彼此助推，是伦理道德上的两难处境，赋予作品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刘醒龙作品中的道德两难困境在悲剧艺术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更加彰显出对人性的挖掘意义和价值。
道德意识在不同的个体意志中有着不同的规范，而当不同个体的道德原则在未知的情况下发生冲突时，道德悲剧就会随即出现。在小说《鸭掌树》中，欧阳善初的妻子慧明曾经是军阀的姨太太，又曾经削发为尼，因此他不愿公开承认与慧明的婚姻。甚至在与慧明生下一双儿女之后，他依然以抱养的名义来收养。欧阳善初如果在这时公开与慧明的婚姻，那么他们将会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但是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必将使他颜面尽失。瞒天过海使他获得了道德模范的荣誉，不过却将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置于痛苦的深渊。道德两难选择将他们一家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孩子寻母的过程中，慧明遭到抢劫杀害，儿子被恶狼咬死，女儿差点儿被玷污，惨痛的教训将欧阳善初逼到了绝境，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道德力量的矛盾吞噬了个体的生命热忱，对未知充满了恐惧，死亡成为了最后的勇气。而在悲剧的最终，刘醒龙总会将磨难归零，赋予人们全新的希望，尽管生命和热忱被湮没，但是美好的道德理想得到了传承，对道德的深远思考成为他小说的主要审美取向。
三 结语
道德在《辞海》中被定义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道德的约束下，人们有了善恶、荣辱、正邪的意识观念，这种观念影响并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小说是一种强大而且力的道德载体，具有不可消弭的道德效果，它将行为浮现于读者眼前，让人们判断是令人欣赏的或是令人厌烦的。刘醒龙曾有一句话：现代人的行为中更多的是善与状况的冲突。这句话揭示了在现实生活中评判道德标准的模糊化，同时也表明了刘醒龙创作时对道德两难的叙事抉择。刘醒龙凭借道德两难叙事手法将反讽和悲剧的审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