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拂?H并未直接交通?
一、“拂?H”一词的传人
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大秦”一词由此在汉籍中出现。到了隋唐时期，大秦渐被拂?H的新称取代。大秦就是古罗马帝国，而拂?H则主要是指继承了罗马帝国遗产的拜占庭帝国，这已大至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拂?H一词是不是由拜占庭人直接传入中国的？对此，我们可以从该词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探寻答案。根据白鸟库吉、伯希和等人的考证，拂?H的转写形式是From，它的词源是Rom，即罗马，但是从Rom到From的转变并不是完成在中国，而是在中亚。最先提出Rom说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他在1904年发表的《大秦国及拂?H国考》一文中探讨了拂?H名称起源问题。白鸟接受前人所谓“拂?H” 之名闻自突厥的见解，认为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突厥、蒙古、满洲、朝鲜、日本）都忌以R开头的发音，故在以R 音开头的字前加上A、U或O等韵母，以方便发音。Rum （Roma） 一词在突厥语讹转为Urum，汉语遇到以A、U或O为首音的外国文字，通常以w o、w u、ho、ha等轻音母译出，所以汉语将Urum译为w ut-rum，w与f都是唇音可以互转，w ut-rum转为fut-rum，即“拂?H”。1914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 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细致更深刻的阐述。伯希和认为，Rum （Rōm） 转为“拂?H” 的过程是，Rum（Rōm）一词进入亚美尼亚语演变为Hrom （Horum），伊朗帕列维语变为Hrōm；进入花剌子模语和粟特语转为Frōm （Furum），最后进入汉语转读为“拂?H”。总之，这些考证说明，拂?H并非由拜占庭帝国直接传入中国，相反，这个有关罗马的译音是经过丝绸之路沿途的民族，如波斯人、粟特人、突厥人带给中国的。
二、双方物品的交通
（一）中国育蚕术传入拜占庭
中国育蚕术传入拜占庭帝国这一事件，见于拜占庭文献共三处，其中以希腊历史家普罗科比的记载最为详细。他在《哥特战争》中提到552年前后育蚕术传入拜占庭帝国的经过。这段记载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同时有几个印度国僧人抵君士坦丁堡，言可使罗马人不再自波斯或他国购买丝货。据其人自云，尝居赛林达（Serinda）甚久，其地有印度人甚众。居其国时，尝悉心研究如何可使罗马境内亦得产丝。一虫所产之卵，不可胜数。卵生后多时，尚可掩以粪生温，使之孵化也。诸僧乃回印度取其卵，而复至拜占庭依其法行之，果得虫甚多，以桑叶养之。由是罗马境内亦知制丝方法矣。”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记载来自于生活在6世纪末的拜占庭人赛奥凡尼斯（Theophanes），他记载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有波斯人某至拜占庭传示蚕之生养方法，盖为以前罗马人所未知悉者也。波斯人某，尝居赛里斯国。归回时，藏蚕子于行路杖中，后携至拜占庭。”
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蚕种携出者的身份问题和蚕种输出地的位置所在。第一，蚕种携出者的身份。比较两处记载，我们会发现两处明显的差异：一则，以普罗科比的记载，带出蚕种的地点是赛林达（Serinda），以赛奥凡尼斯的记载，则是赛里斯国（Seres）；二则，在前者的记载中，将蚕种传入拜占庭者是尝居赛林达的印度僧人，在后者的记载中，则是来自赛里斯国的一位波斯人。对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西方记载来看，蚕种携出者不论是哪种人，总之不是中国人。第二，蚕种输出地的位置。自18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蚕种输出地做了诸多考证，但至今仍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蚕种输出地应在中亚，但在具体地点上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和阗，主要依据一是这一地区养蚕业的较早发达；二是赛林达（Serinda）这个名称所包含的地理学意义，如英国东方学家裕尔指出： “这个词的确很可能是一个类似印度支那（Indo-China） 一样的复合词语，表示介于赛里斯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区域，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可能是和阗。”季羡林先生也认为：“所谓赛林达就是指的新疆一带，再缩小一下范围，可能就是和阗，因为和阗是最先从中国内地输入蚕种的。在古代，和阗一带的确住过印度人，那么印度人从这里把蚕种输入罗马也就不足怪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粟特地区，主要考虑粟特地区和粟特人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如有的学者说：“鉴于白匈奴人控制的地区为波斯人和突厥人所瓜分，前者得到了巴克特里亚，后者得到了粟特地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赛里斯或赛林达应是粟特地区。还有一些学者从海陆角度出发，认为蚕种输出地当在南亚甚至东南亚地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蚕种输出地，虽然学者们观点各异，但没有人认为是来自中原地区。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育蚕术作为中国隋唐时期与拜占庭帝国间的主要的交流事物，并不是双方直接交往的产物。
（二）拜占庭传入中国的物品
1953年，陕西咸阳底张湾隋朝墓出土了一枚查士丁二世时代的拜占庭金币，自那时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已经超过四十余枚。那么，这些为数不多的金币反映出当时中国与拜占庭帝国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对这一问题，弗郎西斯?蒂耶黑和塞西勃?莫莉桑等认为，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只有几十枚，数量远远不及中国出土的几千枚萨珊银币，其中仿制币又较多，因此，很难以此证明拜占庭金币在丝绸之路东段和中国作为货币使用，以这些数量有限的金币及仿制品也很难证明中国与拜占庭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密切联系。这些金币或许来自拜占庭帝国派往西突厥汗国的外交使节和拜占庭帝国在6 世纪时付给萨珊波斯的赔款。其次，中国出土的40 多枚金币中，仿制品占有很大的比重，有学者认为，这些仿制品很可能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制造的。因为，这一时期主导丝绸之路东段贸易的中介人是粟特人。粟特人先从属于柔然，然后转属于呱哒，再后隶属于突厥。然而，柔然、突厥本身并不擅长商贸经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护粟特人拓展商贸活动；粟特人则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将商贸活动范围扩大到中国边境。正是粟特人将波斯境内流通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带到了中国境内。从金币出土的地点来看，绝大部分金币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和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地，此外，河南龙门、陕西西安、辽宁朝阳等地也有出土。除了阿斯塔纳墓地外，中原地区的墓主基本属于昭武九姓，也就是粟特人，这进一步证明了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可能是仿制拜占庭金币的主力。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出土的玻璃器也包括了一些罗马玻璃，其中属于拜占庭时期的玻璃制品包括：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北燕，415 年） 出土的鸭形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波纹碗（北魏，6世纪初）。公元7至9世纪正是伊斯兰玻璃大量接受罗马玻璃影响的时代，唐代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也反映出一些罗马玻璃的特点。此外，中国出土的西方金银器中，也有一些同罗马――拜占庭风格有关。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墓（北周天和四年，569 年） 出土的鎏金银胡瓶属于萨珊制品，但是瓶体上的图案表现的是希腊神话故事。从中可见，中亚、西亚的波斯和阿拉伯在拜占庭文明东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唐帝国开拓西北边疆以及中亚政局不断变动的背景下，借助丝绸之路上的中介民族，唐王朝与拜占庭帝国才得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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