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多元化讽刺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2
钱钟书运用讽刺的方法是高超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围城》中就有其运用比喻、象征、变异词、语文言文和英文词语进行讽刺的多元化讽刺艺术。
一、运用比喻进行讽刺
在《围城》的讽刺语言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比喻这种手法，钱钟书特别善于运用比喻，他运用比喻灵活自如、信守年来，这点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如写鲍小姐时，“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非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从鲍小姐的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她是一个轻俘的尤物，这与她留学生的身份很不相称。作者先把这种有失身份穿着的鲍小姐比作“熟食铺子”，讥笑她穿衣服十分暴露；进而比作“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作者绝不拐弯抹角，直接讥笑她是赤裸裸的；后修正为“局部的真理”，根据是“她并非一丝不挂”。这种比喻很容易就揭露鲍小姐是水性杨花、不安分守己的人，非常辛辣地讽刺了一个留学知识女性如同娼妓之形象。又如赵辛媚和方鸿渐在辩争高松年地位高了，“今变糊涂”时，对高松年的评论“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向树上爬，就可把后部供大众瞻仰”。用“猴子的红臀长尾巴”来比喻“一个人的缺点”，讽刺了高松年的“糊涂”是本来就有的，并非是地位高了才有的，作者在这里用辛辣的讽刺对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巴结钻营的伪君子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讥讽。
二、运用象征进行讽刺
钱钟书在小说中也用到了象征这一手法来进行讽刺。如题目“围城”的意义就当属小说众多象征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围城》虽然写的是爱情、事业和家庭生活，但决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通过结构来看，方鸿渐是一个人从国外来到上海，最后在情场上事业上都失败了，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也分离了，最终仍然是一个人。通过小说透视世人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等，可以看到人们之间要么就是互相利用，互相欺骗；要么就是互相讽刺，正如《围城》里写的“就像两个刺猬在一起”，不是你刺了我，就是我刺了你。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叫做褚慎明的所谓哲学家说了一句，解释了什么叫“围城”。他说：“围城就像金漆的鸟笼，外面的鸟想住进去，而里面的鸟想飞出来”。苏文纨也有一种法国的说法：“说‘婚姻就像一座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逃出来。所以结婚就是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总而言之，人的理想和现实总是矛盾的，总是无法满足的。正如方鸿渐所说：“人生处处如围城，婚姻、事业、家庭”。而在这些方面，人们总是处在矛盾中，经历过这些的人们或者正在经历这些的人们，总是对它们有着种种的抱怨，而那些还未经历过它们的人们，却对它们有着无限美好的憧憬。这就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矛盾，也是围城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警示和思考。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三、运用变异词语进行讽刺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加强幽默效果，表达一种强烈的思想感情，常常会选择一种变异语言表达。钱钟书主要的语言风格其中一种就是语言变异艺术，他在《围城》中常以变异词语进行讽刺，寄托自己的感情。如：“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跟中国‘肩作战’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立不住，结果这‘立’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中立”原是指处于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中间，不偏向任何一方，小说中则指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对日本嚣张的态度表示“中立”。作者却把它们分拆开来，说成“中既不中，立也立不住”，再递进为“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这既讽刺了英美两国厚颜无耻和见风使舵的嘴脸，又从侧面批判日本人在中国令人发指的侵略行为，表达了作者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愤慨。又如在写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时，由高松年这位“老科学家”分拆出“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会让人觉得他这个人不伦不类，很好地起到了讽刺他无真才实学，根本配不上科学家的头衔的作用。作者用“老了便不值钱”的“女人”来比喻高松年这位过时的科学家，因为只有当娼妓的“女人”才会用值多少钱来衡量，从而就讥笑高松年的人格；因为只有市侩的人才会斤斤计较值多少钱，从而又讽刺了高松年的品德，这正是作者钱钟书讽刺技巧的高超之处。
四、运用文言文和英文词语进行讽刺
钱钟书是个博学者，他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精深的英文知识，因而他用文言文和英文词语进行讽刺也能驾轻就熟，使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如方?q翁告诫儿子的一封家书，方老先生果然是文如其人：喜欢用典、自负、偏执、保守、迂腐。通过家书，使方?q翁这个满口“之乎者也”的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却又死心不改的封建遗老形象跃然于纸上，成功地讽刺了像方?q翁这般的身居二十世纪思想还是遗老的乡绅们的空虚和矫揉造作。
再看用英文讽刺的例子。
“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 of dough。并且这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 “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工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what d’you call灵机一动，买来准O.K.。他们古董掮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 yeah，我姓张的不是sucker，休想骗我！’”
上述都是张吉民与方鸿渐的谈话，在这里作者通过引用洋浜泾英语，塑造了张吉民这个生活在上海大都会的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张吉民在话中夹些无谓的英文字，自以为时髦，殊不知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作者的用意就是借此讽刺他附庸风雅却又俗不可耐，甘当洋奴才的丑态。
此外还有从不和谐中体现讽刺的手法。如写留学生们在归国途中打牌赌钱，“不但有故乡风味，而且适合世界潮流”，这是一种滑稽的类比，在类比中营造出了一种极为不和谐的语言环境，留学生作为知识分子，内涵应是高深的，言行应该是得体的，然而作者在这里将他们描述得与他们的身份极为不符，这就达到了预期的讽刺喜剧效果。
《围城》一文的讽刺从总体上说具有层次性和参差性。针对不同的人事，作品分别采用不同的嘲讽，分寸把握得也很准准。如方老先生虽然性格迂腐却不失民族气节，小说写他拒绝作汉奸下水而未得到政府表彰，内心颇为委屈“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容与翁姑的怨抑”。引俚俗入时政，写出了老乡绅迂而直的个性，属于无恶意的纯正的幽默。而同样是以家常拟国事，写到海上寓公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寻欢作乐则是刻意的讽喻了。如果说对方鸿渐一类良知未泯的人物，小说的奚落、揶揄是善意的嘲讽，对于陆子潇、曹元朗一类自负又可怜的新旧知识者是不留情面的冷嘲，那么，对于李梅亭之流的寡廉鲜耻、皮厚心黑则完全是辛辣的讽刺和严正的揭露，作者毫不掩饰和克制嫌厌憎恶的态度。
《围城》集中展示了钱钟书讽刺的高超技巧，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普通人物的细致把握。由于作者自己的广博学识，使他在知识性的话语中间一再传出睿智的诡异讽刺，钱钟书先生的睿智、洒脱、冷峭、诙谐、犀利、快捷种种神韵尽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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