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预叙艺术渊源及叙事功能拓展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预叙”虽然是西方叙事学提出的一个术语，其定义为：“在提及先发生的事件之前叙述一个故事事件，可以说，叙述提前进入了故事的未来。” [1] 83 但“预叙”这一叙事错时手段并非西方所独有。我国古人所称的“暗叙”与之内涵有着实质性的一致：“暗叙者，事未至而逆叙于前。蹇叔哭师曰：‘晋人必御师于?ァ?云云，暗叙法也。” [2] 89 且自先秦时期始，我国的叙事作品特别是史书如《左传等》就使用了预叙这一手段，对后世史传及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蒲松龄吸收了这一传统手段的艺术经验，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创新。深入研究蒲松龄笔下的预叙的建构艺术及其叙事功能，是深刻认识与把握《聊斋志异》艺术成就的新视角。
一、《聊斋志异》预叙的艺术渊源
最早的预叙应该诞生于口耳传递信息的言语交往之中，人们使用预叙的心理渊源大致可以从以下诸方面加以把握：（1）人类渴望掌握自然、社会的神秘编码以掌控自身命运的群体心理，如巫师、卜者等根据事物征兆推断即将发生的事情，属于这种群体心理的外化行为。（2）宗教信仰，人们将宗教视为与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之源，宗教信仰可以“延伸”人的智慧以便洞察先机。汉魏六朝时期神怪小说多用预叙直言或者暗示吉凶，要么出于如鲁迅先生所说“大抵纪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 [3] 54 的崇佛心理，要么与“道家的广为传播与道教的自神其教息息相关” [4] 109 。热奈特甚至将预言、启示录、神谕、占星术、手相术、纸牌占卜、占梦等各种形式的预叙渊源均推至蒙昧时代的宗教思维 [5] 149 。（3）话语主体的自我强化意识，通过“预言”将来可以凸显话语主体的睿智与权威，如富于阅历和经验的年长者在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面前依据情理或逻辑对将来的事情作出预判隐含着这种心理。（4）对“听话者”（接受者）的调控意愿，这种心理在叙事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之后尤为明显，叙述者利用预叙引发“听话者”产生预期的欣赏欲求和情绪变化，如章回小说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未来发生之事，以满足读者对故事结局的期待心理。
我国预叙的文本源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其时国家遇到重大事件往往通过占卜以贞问吉凶，并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兽骨上，是为甲骨文。《甲骨文合集》第六○五七版就叙述了一个完整的三段式占卜事件：（1）占卜的内容是未来一旬内是否有灾祸发生；（2）占卜者根据征兆十分肯定说会发生灾祸；（3）第五日国家边境受到侵犯，百姓受到祸害 [6] 175 。在这一事件中，第二段是作为第三段的预叙而存在的，且第三段发生的事件印证了预叙的准确性。
除了上述心理、文本的艺术渊源外，我国古代小说预叙艺术还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史传对占卜等神秘文化的叙写是造成古典小说预叙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远古时期，巫史不分，……举凡卜筮星历及灾异感应等事自然都属于史官叙述的范围。而他们记述这些神秘之事的目的很明确，即‘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未来，观形法以辨其贵贱’。如此，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神秘现象便以预叙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史传突出的叙述传统之一。” [7] 先秦时期的史书如《左传》《战国策》等以及后世的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撰写者遵循着实录原则撰写史传，但不避讳使用预叙手段，借助预叙将原生态的历史素材加工改造为带有一定是非善恶的伦理评价及价值判断立场的“叙事历史”。《左传》使用的预叙类型已经非常丰富：有以占卜星相等预言吉凶的方式构成的预叙，如“僖公十五年”为秦军征讨晋国占卜，徒父根据卦象断为大吉大利，秦国将会俘虏晋国的国君，结果果然如占卜所预言的那样。有以当事人或相关者预判事态发展走向及结果构成的预叙，如“庄公八年”鲍叔牙目睹齐襄公登上君位后施政的乱象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8] 176 这隐含着鲍叔牙对国君施政的委婉批评，也成为对日后齐国公孙无知叛上作乱的预言。有以描述梦境、叙述梦情为手段构成的预叙，“《左传》叙梦最多，且有梦必占，二十九处叙梦只有五处没有应验，也就是说《左传》叙梦有二十四处起着预叙作用。而且，它还开创了‘梦――梦验’的叙梦模式。《史记》中预叙之梦也很多，它沿袭了《左传》的叙梦模式” [7] 。
受史传叙事的影响，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唐传奇、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章回小说均把预叙当作一种有效的叙事手段。以占卜、梦示、神谕或普通人直接下断语是文言小说常见的预叙方式；话本、拟话本在得胜回头与正话之间常常以叙述者的口吻说“方才说的某某事，如今再说某某事”，紧接着以概要话语来告知读者（听众）正话内容，在正话中还会以叙述者插入议论或借助诗歌韵语构成预叙手段 [9] 71 ；章回小说则经常使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不提，且说……人（事）”这类套语来预叙此后的小说故事情节。这些古代史传及小说的叙事经验的积累成为《聊斋志异》预叙手段得以枝叶繁茂的坚实土壤和艺术渊源。
二、《聊斋志异》预叙的建构方式
《聊斋志异》中运用了许多方式构成预叙。这些预叙方式，有的继承了史传和前代小说的传统，有的则属于蒲松龄的开拓与创新。可以说，蒲松龄已经自觉意识到，预叙是调节叙事节奏、将故事有意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种有效的话语方式。
1.卜筮式预叙
以打卦、占卜、星相、相面等方术、巫术断言人物的命运走势，或者预言事件的发展，可称为卜筮式预叙。这种建构预叙的方式与原始巫术、宗教信仰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殷商时期，国君、国家有重大举措都要占卜以问吉凶泰否。至秦汉间，方术卜筮之风盛行。《汉书?艺文志》所列六略之中与卜筮有关的是数术略，著录了大量介绍观天文、查历谱、推五行、用蓍龟、运杂占、相形法等预测吉凶之法的书籍 [10] 1765-1775 。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宗教观念蔓延衍化，预测吉凶的卜筮方法和阐释征兆事理也进一步趋于多样化。这些卜筮之术、预测吉凶的作法，从两个方面渗透进小说领域，一是以卜筮预言吉凶作为小说叙事内容之一；二是作家以卜筮预言吉凶为叙事技巧，借此渲染神秘气氛，吸引读者。 《聊斋志异》吸纳了这些卜筮方法作为构建预叙的手段，表现在小说结构上，主要有两种安排。一种是在故事开端就讲述有关占卜算卦预知的后事，对故事的关键情节有所交代，进而影响主体事件的进程和全篇的叙事结构，《钟生》《董生》《妖术》等均属于这样的作品。《妖术》中能够决人生死、十分灵验的卜算者一见于公就声称生病的仆人并无大恙，而于公却生命可危。这一预叙有两个作用：一是造成了悬念，引发阅读者心中疑问――为什么生病的人会无性命之忧，而于公却面临严峻的死亡威胁？二是引发后续事件：所谓预言其实是卜算者故神其术、作诈害人以骗取钱财的手段，如果于公选择破财消灾，或者没有这次占卜的预叙事件，就不会引发此后于公与怪物的三次搏斗。
还有一种安排是在故事进行的中间嵌入卜筮式预叙，这儿的预叙事件只影响后来发生的事情。如《促织》中，成名千方百计搜寻蟋蟀应征，却终无所获难以如愿，万般无奈之下向驼背巫婆祈求神示。驼背巫婆通过一幅图暗示发现蟋蟀的处所，后来果如所示捕得一只上品蟋蟀。这儿，预叙事件是在主要事件到了水穷山尽的时候出现的，促使主要事件发生了转向，成名也由不幸开始走向幸运，别有深意。《续黄粱》中意气昂扬的曾孝廉向老僧贞问富贵，老僧预言他有“二十年太平宰相” ① 的福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预叙事件不是在现实中得以实现，曾孝廉在一梦之中享尽了官至宰相的无限威风和无上尊荣，也历尽了失宠后受尽的屈辱折磨，更经历了由人间到地狱再到人间的惨烈报应。预叙事件“二十年太平宰相”的实现方式并未让当事人和读者感到欣喜振奋，反而充盈着一股仕途坎坷、宦海无常的沮丧之气，故而曾孝廉醒来即刻看淡了功名利禄。从这两篇作品看来，《聊斋志异》在故事中间嵌入的这一类预叙，往往意味着人物的命运、观念等发生转折，故事的发展走向产生改变，形成了因“突转”而来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
2.梦示式预叙
即以梦中发生的事件作为后来的主要事件的预叙。古人认为梦境中的事情并非虚幻而是真实，“把梦看作是真实的存在时，梦也就会介入到实际生活之中了” [11] 516 。故而将梦视为对生活事件的暗示或预言，占梦以测吉凶遂成为方术的一种。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神话式的意象梦，梦像具有象征隐喻作用；另一种是直梦，所梦之事为将来欲发生的事 [11] 528 ，《聊斋志异》常常以这两种类型的梦构架预叙。
使用神话式的意象梦预叙的代表作品是《梦狼》。此篇叙述白翁梦入儿子白甲的官衙所见的种种事情作为对梦外事件的预叙：白翁看到的贪婪残忍、以死人为食的狼，现实中实则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衙役；其子白甲与衙役同食死人，被神将索拿时化为吃人猛虎，现实中的白甲与衙役沆瀣一气，贪污受贿，残害百姓；梦中的猛虎被金甲神将打落牙齿，且神将预言他儿子将于“明年四月毙命”。后来白翁的次子去看望兄长，亲眼目睹衙役们巧取豪夺，白翁长子坠马跌落牙齿，次年途中遭遇盗寇被杀，一系列事件都与梦境的预叙事件相符。以预叙的方式将人的本性与“虎”“狼”的本性关联起来，使梦境成为对现实的象征和隐喻，这样的写法比直接叙述白甲贪赃枉法、为官不仁的种种恶行更令人震撼，不仅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而且使作品具备了强烈的批判性。《诗谳》中吴蜚卿被诬为杀人凶手含冤入狱，自以为必死无疑。有一夜梦见神人说：“子勿死，曩日‘外边凶’，目下‘里面吉’矣。”神人的话暗示了吴蜚卿昭雪冤屈的线索：后来主审官员为周元亮，而“里面吉”正是“周”的拆字谜。《牛飞》中有人梦见自己的牛生两翅飞走，结果损失了卖牛的钱。均属于以意象梦为预叙。
蒲松龄更乐于以直梦为预叙手段，如《小棺》开篇讲述天津船夫夜梦有人告知“明日有载竹笥赁舟者”，第二天果如所言；《皂隶》中历城县令梦见城隍索要差人服役，于是写了八名皂隶的姓名在文牒上焚烧在城隍庙里，当夜八个人全部死去；《云萝公主》中安大业的母亲梦见有人说儿子当娶公主为妻，云萝公主主动姿态而降下嫁给他，预叙遂成现实。使用直梦预叙的代表作品为《王桂庵》，因为它对梦境的描述细致真切，而且和后续事件惊人一致。小说讲述王桂庵在南游途中对邻船上风姿绰约的女子一见倾心，然而好事未谐便匆匆分别。王桂庵日思夜想，因思成梦，梦中来到江村一户人家，惊喜地发现这就是女子的住处。一年多后，王桂庵至镇江寻访友人误入一个小村庄，所见景象和行为经过与此前的梦境完全一样。该作品利用直梦与人物真实经历构成预叙与呼应关系，传达了思念之切可以引发真切的梦境、梦境的真切可以生成现实的真实的神思，让阅读者从中感受到心诚则灵、心意相感的力量。这一梦中的预叙事件还起到调控叙事节奏、曲折叙事的作用，但明伦对此评点得很到位。他说：“佳梦初成……相逢在今，老父何来，此借梦中而又做一伸，又做一缩。……再至江村，马缨之树依然，舟中之人宛在，妖梦可见……极力一伸矣。”所谓“伸”是事情按照人物的期望向前发展，“缩”是人物愿望暂时受到挫折，一伸一缩之间，叙事有起伏，情节有迂回，避免了叙事“平庸、直率、生硬、软弱之病”。
3.角色化预叙
角色化预叙是指由作品中的人物（这儿的人物不包括占卜者，而是作品中的狐妖仙怪、普通人等等）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我国，仙妖鬼怪能够预言吉凶、预知未来的观念由来已久，而普通人物讲述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有其客观依据和生活逻辑，并非完全出于小说家的臆构。在现实生活中，能根据相关现象、条件和情境因素对事态发展、人生遭际和社会趋势做出预判，是一个人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出色智慧的标志。民众对这样的人满怀赞美、向往和追慕之心，在传播其事迹、描述其为人方面，不无夸张和理想化的成分，故而如诸葛亮、刘伯温等人，不仅在现实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在小说领域也大放异彩。
以仙妖神怪故事为主要题材内容创作小说，蒲松龄自然不会置这一叙事传统于不顾。他精心设计，让自己笔下的仙人方士、鬼狐精怪发挥超乎常人的预见能力，将他们洞烛先机、预知吉凶的本领运作为建构预叙的契机。《王成》中的老妪为狐仙，授意王成外出经商时叮嘱说：“宜勤勿惰，宜急勿缓；迟之一日，则悔之晚矣！”而王成贩卖途中畏惧路途泥泞耽误一日，原本供不应求、市价腾贵的葛因四方商旅云集而价格暴跌，终以亏负告终。老妪的忠告不幸成真，显示了她睿智的见识和精准的判断。《白秋练》中的鱼怪白秋练、《刘夫人》中的鬼魄刘夫人也具备和老妪一样的能够预知经营何种货物、在何地贩卖、在何时购进或出手能获得最佳利润回报的本事，她们对经商的看法与预判，也成为小说的预叙内容。《聊斋志异》中有些精怪不仅能预言祸福，而且能预知如何化解灾难，如《小梅》中狐女小梅预言丈夫王慕贞晦运将来，自己要携子归宁，以解厄运，并告知王慕贞解除厄运的时机和办法：“君记取家有死口时，当于晨鸡初唱，诣西河柳堤上，见有挑葵花灯来者，遮道苦求，可免灾难。” 即便是小说中塑造的普通人物，也有很多人具有远见卓识，通晓事情事理，能够识雨于云起之际，观命于殆危之时。蒲松龄充分调用这类人物异于常人的能够预言世态人情变迁、人物命运波折和事件发展趋势的深邃的见识和敏锐的眼光，为作品增添奇幻色彩，唤起读者无限的遐想与感慨。《张鸿渐》中张鸿渐的妻子对丈夫参与控告县令赵某一事，深感不以为然。她说：“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胜则人人贪天功，一败则纷然瓦解。”《田七郎》中田七郎的母亲说武承修必罹奇祸，预言了七郎与武承休交往的结果：“富人报人以财，穷人报人以义。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两篇作品事态发展的结果都如她们的预言。这样的预叙反映出她们虽然身为女子却有男子所不具备的深邃见识和敏锐眼光，打破了传统的“头发长见识短”歧视女性的观念，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4.直叙式预叙
所谓直叙式预叙指的是作者介入小说，可以直接把后来发生的事件提前告知读者。这种预叙在话本、拟话本和章回小说中常见，这是说话表演艺术的临场性讲述遗留下来的痕迹。文言小说与上述小说文体的情形有所不同。唐宋时期“严格以‘实录’或‘信实’为标准评价小说，凡言有虚幻错讹的，一律斥为不经加以贬斥。” [12] 明清时期小说尚虚观念渐次深入人心，确立了“虚构”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价值，认识并深入发掘了虚构的艺术效果，辩证地把握了生活真实、艺术虚构、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13] ，但是文言小说作家仍然缺少如蒲松龄这样自由驰骋文笔、以虚构幻异为主要手段的创作胆识和勇气，大多以保持客观中立为宗旨，平实叙事，绝少行使作者直接预叙的权力。
让我们赞叹的是，蒲松龄在一些作品中使用了作者直叙式预叙，有意识地在文言小说领域探索“作者――读者”对话渠道，表现出了可贵的开拓意识和丰富叙事手段的艺术自觉。这类作品有《水莽草》《青蛙神》《司札吏》《殷天官》《促织》《念秧》等。《水莽草》在开端叙述楚中桃花江一带惯常发生的事情，预示下文祝生的得遇水莽鬼误服水莽草毒身亡的故事。《殷天官》叙述了荒废的故家宅地常出现怪异现象以致蓬蒿满宅、白昼无人敢入，接着写颇有胆略的少年殷天官与诸生打赌入荒宅，为下文遇到狐妖嫁女做铺垫，借殷天官的眼目印证了荒宅的奇异之处。《促织》讲述了宣德年间皇上喜好斗蟋蟀，官员为取宠而媚上，以致进贡蟋蟀成为常例之后，接着叙述里胥借此名目收敛民财，预言了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即将面对的倾家荡产、受尽责打的遭际。从《聊斋志异》中为数不多的使用直叙式预叙的作品看，蒲松龄对这一叙事错时手段的运用不纯熟。在他笔下，预叙事件是概述式、一般性的，后续事件是具体的、个别性的，二者不具备对等关系，预叙事件作为后续事件的背景要素的意味比较明显。这正说明，对于蒲松龄来说，使用直叙式预叙还处在尝试摸索之中，假如能再前进一步，深入发掘出作者预叙事件与后续事件的精准呼应关系，预叙就能在他笔下具备更多的叙事功能。
当然，《聊斋志异》的预叙不限于上面所论的几种。有的作品使用了诗文预叙的手段，如《莲花公主》中以“才人登桂府，君子爱莲花”对联为窦旭娶莲花公主的征兆之词，《伍秋月》以“伍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的韵语预言三十年后发生的事件，《杨大洪》中使用“江边柳下三弄笛，抛向江心莫叹息”的诗句预示杨涟在江边遇道士为之治病，等等。兹不赘述。
三、《聊斋志异》预叙的叙事功能
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认为预叙功能比较单一，仅使读者产生“事情是怎样发生进展到所预言的那样结果的”心理反应 [14] 71 。蒲松龄笔下预叙的功能远远超出了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论及的范围，不仅能重置事件的顺序构成悬念，调控读者的阅读心理，还可以引发后续事件，突出命运力量，彰显人物性格，反映人情世态，揭示社会变迁。
1.以预叙设置悬念
不可否认，预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对故事结果的期待，容易把阅读小说获得对故事的新奇感的过程蜕变为一种平淡无奇的程序性“知道”的过程，不利于形成营造紧张氛围的悬念。但是，“不利于形成”不意味着“没有形成”，更不意味着完全祛除了作品调动读者预读期待心理的悬念功能。
《聊斋志异》中有些的预叙事件注定会发生，即便当事人知道祸福根由所在，也难以躲过灾难。《董生》中医人给王九思、董遐思号太素脉后，说二人“贵脉而有贱兆，寿脉而有促征。……然而董生实甚”。此后董生虽然知道是狐妖诱惑致使日渐羸瘦，但最终没有躲过不幸，吐血斗余而死。从故事情节看，董生的命数在小说开始不久就为医人所预言，但读者不会因此放弃对他命运的关注。读者将会追问：董生命数果真如医人所预言的那样吗？能否出离不幸的遭际？在董生、王九思二人怪异的脉象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神秘力量，竟能致二人命数同中有异？《促织》中成名的妻子向巫婆求助，得到一张提示捕获蟋蟀的画图。这一情节构成模糊性的预叙，读者据此难以确定成名妻子的猜测是否合乎巫婆的意图，也无法确定在巫婆暗示的这个地方是否真能捕获到满足成名心理期待的蟋蟀。这决定了读者不会因为这张图画而放弃对后来故事的探求欲望，更不会放弃对迂讷老实的成名能否摆脱悲惨遭际的关心。
而未能如叙述者所预言的那样得以实现的预叙事件，或者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如《辛十四娘》中冯生在地方上有冤难诉，家中婢女寻机接近皇上得其帮助，才得以摆脱辛十四娘当初预告的牢狱之灾；或者人物的意志或德行改变了决定命运走向的合力，如《妖术》中的于公凭着勇毅无畏的精神三次与前来祸害自己的怪物打斗，成功地破除了卜者“三日必死”的语言。在这些作品中，在提前告知的最终结果没有改变或出现之前，与人物命运紧密相关的紧张氛围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因为作者提前的告知而导致悬念的构成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我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传奇，自宋元话本到明清长篇章回小说，预叙的使用都极为普遍。而且，非但不像热奈特所言预叙不利于悬念的产生，有些成功的预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悬念。” [15] “故事结果的悬念感虽然没有了，但是又生出另一种悬念感，即过程的悬念感。” [16] 2.以预叙推进情节进展
仅仅将预叙事件看作“将来要发生的事”还不够，应该把它与后续事件置于一个叙事的序列中去考察，才能认识到预叙手段的真正作用。优秀的作者往往会注意巧妙运思，前后勾连，处理好预叙事件和后续事件的前后联系，借助预叙事件推进情节发展。
《青凤》中耿生与青凤的恋情最初遭到了青凤叔叔的反对阻挠而被迫分手，后来在一次巧遇中，耿生救了青凤，二人遂生活在一起。小说若是就此结束，固然可以为人物安排美满的结局，但不仅将导致情节平淡无奇，缺少意趣，而且难以充分刻画出耿生豪放不羁、不计前嫌的性格特点。此后，作者安排孝儿前来预告知父亲（青凤叔叔）将遇难之事说：“家君有难，非君莫拯。”请耿生援救。狐狸能预知有难而不能避难，让人怀疑这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作者故意设置的叙事谋略，即以此预叙引发耿生的救援行动，以消除耿生和青凤叔叔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二人的结合受到家庭长辈的认可提供转机。
同样写男女之情的《娇娜》或许可以使我们更明晰地认识到，在重真情、感知音的蒲松龄笔下，往往喜欢使用预叙去安排人物行动和故事情节，在男女之间的相知相思之情融汇进更为丰富的成份：除了相互间的一见钟情之“情”外，还有他们在生活中共同承担幸福和灾难中产生的亲情与恩义。娇娜不顾异性之嫌用内丹为孔雪笠治病，孔生为她的美丽所惊叹，深深爱上了这位美丽温柔的姑娘，以致“悬想容辉，苦不自已。自是废卷痴坐，无复聊赖”。其后孔生娶了松娘，娇娜只能成为他心灵深处甜美的痛。为了证明异性之间可以有生死知己，小说安排了皇甫公子预告自己家（娇娜家）将遭雷霆之劫，这一预叙考验着孔生对娇娜的感情。孔生锐身承担救难的责任，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孔生奋力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娇娜，自己也倒地而毙；娇娜又一次以内丹救活了孔生。二人的情谊在相互救难之中得到深化，谱写了异性之间以性情恩义相知而不以“性欲”为相处的基础，所以但明伦评说“真能好色者，不必其果为我所有也”。
3.以预叙昭示天人关系
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研究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仅是历代历史学家更是哲学家的渴望洞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经典话语表达。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两极分立式的观点与主张。一种观点认为人事应该顺从天命，俊杰适时而动；一种观点认为人能胜天，如荀子所说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聊斋志异》虽然不是哲学、历史著作，题材内容主要为仙妖鬼怪的故事，然而它所讲述的故事与人间、人事有致密的关系，相当一批作品形象地反映了蒲松龄对命运和个体、天命和人事的关系思考与体认，而预叙则成为蒲松龄昭示天人之间微妙关系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崔猛》一篇，其主角崔猛“性刚毅”“喜雪不平”。道士预言他“多凶横之气，恐难得其善终”，还为他指出一条救厄之路――结交赵僧哥。后来发生一系列事情被当年道士的一一言中：崔猛多方控制自己的情绪，仍然激于义愤抱打不平杀人而入狱受刑，幸好当年结交的赵僧哥鼎力相救，解脱了牢狱之灾。实际上，崔猛的挣扎在命运面前是软弱的：崔猛杀人入狱是对他性情爆烈的惩处报应，逃脱牢狱之灾是由于命中注定能够援救他的赵僧哥的帮助，命运可知而不可变，定数难以逃脱。《牛飞》蕴含着更为曲折的隐喻。农民梦见自己的牛生出双翅飞去，心中感到惊悸。为了避免梦境成为现实，农民将牛卖掉以保住自己的财产。但是很不幸，裹钱的布巾被老鹰带着飞走了，预言还是成了现实。这篇作品在构思上很像古希腊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对抗命运，致使自己反而落入了命运的手掌中。
当然，怀着一股讽喻劝世、教化善德的热切情怀，蒲松龄不忍心始终把人的作为、人的力量看得这么卑微，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有时候，他有意强调人抗争命运操控的主观意志和赤诚之心，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数。如《钟生》使用的预叙：
①道士预言钟生有希望高中乡举获得功名，但其母亲病危，科试完毕钟生再也见不到母亲。
②道士称钟生前世投石打狗，误打死青蛙，论定数应当横死，不得善终。
③道士预言钟生妻子年后将死，他的继室在中州，今年已经十四岁。
结果，只有第三个预言成为现实，这个预言的实现不是钟生守株待兔式的等候的结果，钟生的自觉顺应命运行动至为关键：在妻子病逝后，钟生遵母亲嘱咐前往江西省亲，特意转途中州以应当年道士的谶语。第一个预叙事件不仅没发生，结果还预言的还美满。原因是钟生认为“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贵为卿相，何加焉？”在科试没有结束就急着回乡奉养母亲。这一片纯孝之情感天地动鬼神，于是命运将人物的遭遇重新作了安排――阴间给他母亲赐寿一纪。第二个预叙事件也没发生，那是因为第三个预叙事件提前发生了：钟生在妻子的帮助下，凭着坚韧执著感动了负有法术的岳父，后者施以援手免于刑罚。在这儿，钟生主观情志的参与了命运和人生所玩的游戏里：在预叙事件成为现实的过程中，人不是毫无意志的受摆布的玩偶，主动的追寻顺应才能获得美好的结局；预叙事件没有成为现实，不是命运对人的控制力减弱了，而是人摆脱命运的主观愿望和主体力量得到强化了。
毋庸讳言，蒲松龄在作品中宣扬了上天、命运对人事和个体的先天控制力，但他没有把天、命运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他看到了天意与命运在人力的影响下产生的重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蒲松龄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是一个“积极的”宿命论者。在他看来，上天给定的运数、阴间的善恶果报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决定性力量是人实施善德美行的决心、孝悌节义的真心或者敬神礼佛的诚心。故而，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命运的转机都贯穿着人物坚毅持恒的不懈追求，弥漫着一股人间道德伦理的正义力量。
4.以预叙书写世态人情
如果过多从叙事层面上对预叙功能的判定聚焦于小说情节结构和叙事序列的分析，就容易忽略预叙在表现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发现预叙展现世态人情的功能。
《胡四娘》一篇中，善于知人贵贱的神巫断定庶出的胡四娘“此真贵人也”，这与胡四娘招赘贫寒书生程思孝的现状形成了巨大反差，招致众姊妹、连襟甚至奴婢的讽刺挪揄。神巫的断语并不一定导致程思孝身份显贵，但足以让读者在众人对胡四娘的嘲讽中看到世俗的势利和亲情的淡薄。特别是程思孝显贵后，众人对他们夫妇的态度由倨傲简慢一变为火热亲昵。雪中不送炭，锦上乐添花，这样的反差更能刻写出“贫贱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 [17] 76 的众生相。《邵临淄》篇幅较短，故事情节很简单，作者以术士对太学李生妻子必受官刑的推断设置预叙，并以李生妻子因为詈骂丈夫受到官府杖责臀肉尽脱为呼应，其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曲折叙事，而是为了借此稀奇事件凸显李生妻子凶悍的个性。其他如《席方平》中席方平入阴间为父伸冤的预叙、《田七郎》中田母关于儿子以死报恩的预言、《辛十四娘》中辛十四娘关于丈夫祸福的断语，均有折射人物性格与见识的叙事功能。 较有特色的是《王六郎》中使用的预叙。淹死鬼王六郎对渔夫说自己“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而且明确告知渔夫“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成为自己的替身。这一预叙既有王六郎为“鬼”这一角色具备特异能力的基础条件，又符合民间“水鬼三年一替代”的迷信观念，“可信度”极高。然而，第二天怀抱婴儿落水的那名妇女却未被淹死，预叙的事件过程实现了，王六郎等待已久的替代投生的结果却没有出现。造成预叙事件这一变故的正是王六郎自己，他怜悯女子怀抱中的孩子，不忍殃及无辜，所以没有让女子替代自己而溺死。其实，小说叙述王六郎与渔夫之间的交往已经让读者看出，王六郎虽然身为鬼却不像一般鬼怪那样冰冷无情，没有害人伤人的“自然属性”，反倒颇有酒兴雅趣，重情重义，释放妇人的决定合乎他的一贯性格。在用心安排的预叙事件与后续事件的差异中，蒲松龄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仁心宅厚的鬼的形象，为怪异的作品内容增添了人间的温情，稀释了“鬼”题材带来的阴森感、恐怖感。
5.以预叙反映社会现状
《聊斋志异》内容“大要多为鬼狐怪异之事” [18] ，但寄托遥深，其命意往往在于人事。清舒其?A跋《聊斋志异》称“大半假鬼狐讽喻世俗” [19] ，南村称之为“一代史局大手笔” [20] ，都针对了《聊斋志异》反映社会、反映时代的变迁的思想内容而言。蒲松龄对时事的感慨和历史事件的反映往往以隐曲的方法融汇到作品中，借助预叙是小说反映社会历史动态的手段之一。
《聊斋志异》采用预叙方式来揭示社会历史现状有两种情况。一是把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灾难直接叙述出来。凡涉及到社会巨大变迁，如兵灾战乱、朝代更替，蒲松龄往往借鬼狐等怪异角色之口预叙出来。如《灵官》中朝天观道士与一老狐结为玄友，老狐离开朝天观另寻栖身之处时对道士说：“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将来，此非福地也。”在此预叙之前，小说已经叙述了老狐具备凡人所不能的预知时数的奇异法力，故而这次预叙在情理和性格逻辑上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小说结尾以“未几有甲申之变”与之呼应，构成了完整的叙事圈。全篇融会了大变将临、异物闻风而动、避难而迁的恐慌感和深沉感。《鬼隶》以城隍鬼隶报送济南大劫杀人数为预言，再接以“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映照，写出易代之际战火之惨烈，令人气结于胸。
二是以预叙反映社会黑暗、官场丑恶，书写心中郁结的“孤愤”之情，以《何仙》最为有力。《何仙》中乩神何仙评应举士子李忭相的文章为“一等”，但紧接着说了一番很有深意的话：“然此生运数大晦，应犯夏楚。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岂文宗不论文耶？”“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为李生不得“一等”的预叙，末一句暗示落榜的原因，大有影射现实的深意。果然，放榜后李忭相竟然居四等，何仙的预言得到应验。小说通过预叙暗示了李生穷达不取决于文章，而取决于文宗选任的房师，而这些房师在乩神何仙看来，“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昏聩糊涂难辨文章优劣。小说称何仙与其他以算卦、占卜、神示等方式预言吉凶的人物不同，“每为人决疑难事，多凭理，不甚言休咎”。可见作者的用意在“岂文宗不论文耶”一句上，旨在提醒读者不要把何仙的乩语看作是单纯的对李生科试逆顺的神示，而应看作是对现实黑暗“事理”和“世情”的深刻揭示。
总之，蒲松龄不仅以多样化的方式建构和使用“预叙”这一措施叙事手段，拓展延伸了预叙的叙事功能，而且比前人有更为清醒的运用预叙实现独特叙事意图的意识。《聊斋志异》能被公推为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预叙运用艺术方面开展的自觉探索与取得的成果功不可没。当前，学术界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从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和高度概括，但对它的预叙艺术及功能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故为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