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断裂中的中国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127-00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即现代化）问题，学界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以不同的学科与专业积极参与，并产生诸多争论。无论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各种理论阐释与学术判断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却耐人寻味地基于同样的基本事实：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物质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差，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上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另一方面，在人际互动、道德价值、公共伦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模式等社会（societal）维度，却呈现出与现代性极不相称的混乱情况。怎样相对“理性”地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以及导致一系列“转型阵痛”的根源所在，这是正确因应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关键。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路径：
从革命文化到文化革命
从历史与空间意义上来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农业文明系统，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与佛教为辅翼的三位一体的文化传统。自汉代以降，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虽经多次政治变革、民族危机与民族融合，但是以儒、释、道为基本内核的华夏文化，始终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满足着农业社会的绵延之需，而且其文化影响力以前后相因的帝国为核心向外持续远播，同时也积极吸纳、涵摄周边其他族群的文化，不断丰富自己，形成了无远弗届的“天下主义”文化政治观。
但是，这个在东方大地上发展得十分成熟的农业文明，在1840年以后遭遇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被动开启了无可阻挡的解体过程，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大幕亦由此肇始。当然，这里所谓的现代化，其参照对象是以工业文明为本质特征的西方近现代社会。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其现代化是社会系统自发、自觉的内生性发展过程。随着科技革命引致的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西方社会的有机体内部逐渐产生了适应工业文明发展要求的现代性，这些所谓的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法治、权利、尊严等等现代性要素推动着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的渐进转型，包括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中国则不然，其社会的现代转型迥异于西方，不是自身文明历时性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在与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相冲突、格义的过程中，向占有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被迫跟进的过程和结果。这种“被迫性”固然可以激起民族斗志与自强精神，强化民族的凝聚力。但是毫无疑问，它也一定会在社会心理上烙下深深的自卑和文化焦虑感。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所强加的屈辱，改革弊政，救亡图存乃至超越西方的物质文明，就成为当时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期待与时代使命。而这份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20世纪初汇成了一个最大、最坚定的社会共识：中国的落后，是满清贵族统治的结果；推翻清王朝，恢复中华，在政治层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一揽子解决积弱积贫状况的必然选择。但是，历史又一次无情地击碎中华民族的梦想，因为人民赶走旧皇帝，却又迎来新皇帝，社会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与危机之中。当时中国一批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深刻反思之后，把造成中国落后、屈辱的根源不约而同地归诸于中国传统文化。
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以启蒙开智为己任，揭橥新思潮，批判旧文化，积极引进西方的现代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理论，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学术领域一时间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大有对旧文化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当时，中国的思想变化是非常快的，《仁学》写于戊戌政变前，到五四不过二十年，只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但五四时期已没有人讲‘仁’了”（谭嗣同）。[1]
每一个时代皆有其历史主题与时代主旋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如何因应西方文明的侵凌，将刚刚从皇权体制中脱胎而来却又一盘散沙的稚嫩的民族国家整合起来，尽快地走向独立自主，解除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赢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这种内生的强大的历史迫力，促使移风易俗、改造民智的新文化运动迅速让位于以政治革命为核心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救亡运动。当时，深受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影响、怀抱理想主义以及救赎主义精神的绝大多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秉持当时被视作科学（因而绝对正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观，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全面的危机；而在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鼓舞下，他们又普遍浪漫地坚信，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尽快地解决，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进行社会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而尊重科学理性，则是现代文明的必然选择。即是说，“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C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2]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正是因为追寻此社会进步的“应然”目的和正确路径，而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于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心很快经由“五四”运动的推动，转向为中国革命提供精神资源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合法性。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原本只是在文化范畴之内的社会新思潮急速转变为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号角。中华文明沧桑、厚重的五千年历史和急欲变革的现实国情，在20世纪早期进行了一场不无片面、激进色彩（1）而又没有完成的对话。其结果是，原本担当启蒙使命、还没有来得及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理性反思的新文化运动，被急切地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内涵，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宣传武器，新文化运动转型为激越、昂扬的革命文化实践。毫无疑问，这是历史的必然。在高扬着历史正义、对未来的新世界无限憧憬的革命文化这杆大旗的感召下，百余年的屈辱、分裂、落后，孕育了中华民族变革社会、救亡图存的巨大势能，形成了一股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族力量空前团结、民族心理异常坚强的时代主旋律和历史动力。在此力量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封建帝制，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赢得了对外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独立。革命文化在这一波诡云谲的革命浪潮中，出色地完成其历史使命。 但遗憾的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基本内核的革命文化，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并没有合乎历史理性地适时完成新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回归，而是更加彻底地走向“革命化”。在50年代至改革开放为止的历史时空中，人们习惯地将文化领域称作“文艺战线”，将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过分地强调文化服务于政治（革命）的需要，并运用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对文化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改造，认为这是中国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径。显然，这是在革命思维主导下的文化政治化的过程，它背离了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胡风事件”、“反右派”、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在十余年里，我们一左再左地对文化事业进行不恰当的政治干预，乃至似乎迫不及待地要与自己的历史彻底决裂，但凡与传统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丑陋的、反动的、腐朽的，因而需要彻底摒弃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政治的方式、在所谓“不破不立”这一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指导下，对五千年中国文化、尤其是构成其大传统的精英文化（也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肆意地毁灭。其结果不仅仅是极其丰富的物质性文化遗产几乎毁坏殆尽，最可怕的后果是，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及其社会理性、历代传承而且不无现代价值的优秀的道德伦理文化，在“破四旧”的革命狂热中更是斯文扫地。社会交往原则被高度政治化，人与人之间只允许保留狂热的阶级情感（或曰“革命”情感）；个人内在价值的独立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性被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运动所剥蚀和扭曲，私人领域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政治化的公共空间日益膨胀，但民众的社会生活世界却被政府行为和政治活动所挤占，斗争成为人们社会活动乃至精神生活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因为斗争而导致的怀疑与敌视，甚至亲情、爱情也难以幸免其中，整个社会生活遭遇严重破坏而抽象化。如此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社会几近崩溃，文化传承断裂，教育基本停滞。历史上，始终被视作社会精英而位于传统社会阶层（即“士、农、工、商”）之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中被彻底污名化为所谓的“臭老九”（2），知识分子从肉身到灵魂皆受到难以言说的羞辱与摧残。除“臭老九”称号以外，“牛棚”、“五七干校”等特定的历史语汇连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观，堪称那个时代“反智主义”的标志性文化符号。鼓励学生“造老师的反”等荒言谬论，竟然在一时间成为教育界的主导意识，甚至在批斗老师过程中出现滥施暴力而致死老师的极端情况。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就是以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活动方式的变革为推动力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过程，这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质的变化，这个“质”就是文化的基本内核及其表现形式，也即特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外展为诸如胡塞尔和哈贝马斯等西方大儒们所云的生活世界。诚如刘少杰先生所强调的：“判断社会转型的尺度，必?是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而社会质的变化应当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度的变化。并且，制度的变化不能仅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中的正式制度变化去理解，而更应关注那些作为风俗、习惯或习俗的非正式制度对人们思维与行为的限制是否发生了变化。”[3]这是基于发达国家现代化之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总结，所谓的“作为风俗、习惯或习俗的非正式制度”，即是以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生活为具体内容的文化。社会转型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换言之，从传统中吸取滋养，推陈出新，以合乎历史逻辑而积极嬗变的文化既是现代化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它构成现代社会转型（即现代化）的智力保障、价值源泉和社会基础。然而，从上文的简单梳理中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的是一条与自己文化传统断裂的转型之路。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予以否定的开始，在此后的“文革”期间，这种否定达到顶峰。这种理性的选择与自己数千年文化传统相决裂的文化路径，堪为人类文明自踏上现代化之路以来所罕见之例，中华民族正在为此而付出难以估量的现代化代价。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价值迷失：
人文精神的沉寂与物质主义的狂欢
由于中国在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文化路径的选择上，出现了上文所述的战略性失误。在全球化视野下理性地及时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防止中国陷入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陷阱”（犹如拉美许多国家那样），这不仅是中国顺利达成“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需要，也是对当今世界应尽的大国责任。
诚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也”。“文化大革命”因其严重背离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实际上，在经受了近20年物质匮乏的煎熬之后，近10亿人口的中国已经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而同时期的世界主要国家，正在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上一路凯歌。中国该往何处去？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填饱肚子，这不容置疑地成为了国家政策不二的选择。决策者们深谙中国的社情民意，那就是“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只要有饭吃，就会安心、安身、安家、安土，就不会盲动，社会就不会动乱。事实上，在进入80年代之后，谁也无法再用幻想式的政治口号来激起老百姓的满腔热血了，那个莫名其妙地饿着肚子高唱革命歌曲，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的时代突然恍如隔世。亿万人民渴望着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于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等等，就成为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普遍共识。这种共识反映了社会当时的强烈需求，而为了因应此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国家从危机应对的政策策略出发，强调发展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这毫无疑问是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正确决策。但是，如从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角度而非一时权宜之计来说，如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过分地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则是将复杂的社会转型（现代化）简单化为单纯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之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必然会在实践层面忽略一系列制度（包括法治）的相应改革，忽略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社会建设，更无视立足民族文化根脉的现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性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合乎历史逻辑的判断。其结果是，这场经济上单兵突进的改革注定要伴随着巨大的隐患和风险，它使市场经济的原罪得以迅速而充分的暴露。 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角色错位，只重经济发展，忽略社会道德与价值的积极倡导，轻视社会服务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甚至有较为严重的失信行为。在GDP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硬指标之后，一些地方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甚至游走法律边缘，来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连最基层的政府机构（乡镇和街道）也把招商引资作为首要工作，乃至一度出现军队、事业单位都纷纷经商的现象。政府本该作为“市场守夜人角色”的服务功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被严重淡化，相反是行政权力与市场资源亲密拥抱，其结果是，政府与民争利、政企不分，为日后的腐败预留下巨大的制度漏洞和社会心理基础。更有甚者，一些政企不分的基层政府的经济部门，为了完成上一级政府下达的年度经济指标，其公职人员竟然常有做假账行为。笔者在社会调查中经常发现，一些基层政府有关部门上报的经济数据并非完全基于事实，而是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需要，用简单的数学工具所编造出来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务员如此失职、失信行为，表面上是制度疏漏所致，本质上则反映了社会核心价值的严重迷失，更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断裂的直接后果。中国传统社会对担任政府公职人员所要求的君子人格，比如北宋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君子使命（实即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伦理），在今天的公务员中已难觅其踪。不是今人道德觉悟必然低于古人，而是社会转型的方式所致。胡塞尔以及哈贝马斯等学者认为，基于文化传统的生活世界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则是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分化出去的社会子系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有自己明确的行动目标、制度规则和组织形式，但这些目标、规则和形式的根基都存在于生活世界。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内的生活世界，是人类的家园、意义和价值的母体，离开了生活世界的体制系统变迁，不仅会出现家园失落、意义丧失和价值扭曲的后果，而且体制本身的变迁也会走向失败。”[4]
其次，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采借西方思想理论以及制度文明的过程中，经历了百年的民族文化自我否弃，特别是经由50年代以后近30年学校教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严重忽略乃至“文革”期间的彻底否定，优秀传统文化连同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已渐行渐远。传统的价值体系被彻底解构，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民众而言水土不服，因此伴随文化断裂而来的是社会价值的真空。人们已不再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尤为注重道德伦理的优秀文化传统相关联了，个体日益生活在没有历史存在感的五千年历史中。历史不仅是现实中一个民族之精神共同体的时空载体，更是民族自信的逻辑前提和民族未来的价值基础。相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而言，历史并非随时间之流早已烟消云散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是?由历史时空洗礼之后的人文精神之积淀与发展，它构成人们观念体系中的道德命令、价值标准与认知模式而有机地涵容于现实之中，以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力量规约着一个民族始终存在于历史的自觉和自为之中，朝向合乎历史逻辑的未来目标去奋斗。李泽厚先生曾指出：“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展开。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件，它是充满空间经验的时间， 是人的此刻所在的和多种可能的未来。历史作为过去，就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现实之中，历史使过去成为未来的可能性，成为现在的选择和决断。”[5]然而，百余年的自我文化否定包括十余年的精神禁锢，文化断裂已成新的历史记忆，“‘中西文化碰撞’百年多了，然而新世纪伊始，人们面对坑亲杀熟的‘诚信危机’的一片惊呼却表明，如今的‘文化’不论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6]。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当国家解除了对市场的控制、还市场以应有的活力之后，经过长期物质匮乏之后的中国社会，面对如此大开大放，在短暂的迟疑、惶惑之后，许多人近乎疯狂地追逐物质利益。物质的富有是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幸福的内涵就是财富的多少，个人的人格、尊严与价值体现于你能否在他人面前一掷千金。中国当代社会的大众意识形态已经由先前的本体论层面的唯物主义，蜕变为赤裸裸的功利性的“唯物质主义”。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个人充满了无穷的物质欲望，谋取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人与个人之间是相互断裂的，有市民而没有市民社会，有法律而没有法治。……在制度性秩序缺失的背后，是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匮乏，社会对善恶是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普遍持有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暧昧态度，乃至于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法律形同虚设，并不被人们所信仰，社会秩序只是靠着趋利避害的理性计算得以维持”。[7]
再次，各类市场主体和经济组织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力量脆弱，社会理性缺失，人际关系冷漠。在市场放开，个人和市场组织追求物质利益获得了应有的正当性之后，优秀文化传统的断裂给社会所造成的价值真空，与长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人们在物质需求的满足上所造成的张力，两者聚合，犹如核聚变一般地刺激了无可阻挡的市场逐利本能。而社会道德的真空与市场规则的缺位，又给各类市场主体疯狂逐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不惜制假售假；不顾他人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甚至以恶意牺牲他人的健康与生命的方式来为自己谋利，造成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不去积极从事技术研发，而是奉行“山寨主义”，或是依靠虚假的广告来欺骗广大消费者以谋取暴利；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产业化的诈骗行为，如电信诈骗等等。乡土社会被这股非理性的市场力量所迅速解构，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不仅传统的礼俗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不再，而且家庭这一基本社会组织也面临着结构和伦理的断裂，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失去家园的迷失感。城市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社会空间却被无序的市场无孔不入地侵占，公共伦理枯萎，私人欲望膨胀。在城市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被阻，仇富、仇官等社会对抗由个人行为转向群体行动；人际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社会公共空间逼仄，社会力量的发育严重不足，冷漠、旁观乃至低俗的“恶搞”成为社会心理的新常态；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缺少公平、正义、公益所支撑起来的社会组织（即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来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更可怕的是，一些学校、学术机构、文化组织，这类创造知识与传播美德的专门部门，也在逐利的大浪之下，迷失方向和价值，或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或为一己之私的犬儒，或甘为虎作伥的帮凶，丧失了独立的文化人格，泯灭了知识创新的火种，失去了精神家园守护者的角色，更无法承担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引领者的历史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现代化更多的是国家层面的技术现代化，以及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层面的现代技术化；不仅没有真正实现以价值观念为内核的国民精神生活的现代超越，反而出现价值追求的逆向退化，诚信体系崩溃，社会公德缺失，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理性日益萎缩为个人利益主导下的泛血缘性的“圈子文化”。这种“唯物质主义”在道德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些人只要违法犯罪、道德越轨不被别人撞见，就在内心上没有丝毫的罪错感，甚或有一种成就感和胜利的喜悦。有学者（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等人）曾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社会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开始出现了“西西里化”趋势（3）。这种状况导致经济发展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社会与文化基础，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关于重建社会转型之人文基础的几点思考
从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在外力（西方列强）胁迫下，为了应对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而由政治革命所推动、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危机应对型态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并非源于社会系统内部经济、科技和文化持续发展基础上所产生的“现代性”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一种与原先的经济形态、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突然断裂的“革命”过程。这是理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逻辑前提与现实依据，也是如何规划未来，避免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发生震荡，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着力点所在。
统观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性的确立，欧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深深植根于他们民族传统、充满自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之路，时至今日依然引领着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在现代化之路上，欧美发达国家尊重历史，追忆过去，其目的当然不是感伤似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睿智地认识到，唯有深深地把握住自己民族文化的根脉，才能汲取已有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历史的智慧，真正走稳、走正该走的路。不惟如此，文化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软实力，对内是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与源泉，对外是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ieter Geyl）195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欧洲国家的分裂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历史仍然在我们当中，仍在限定着我们的自由。忽视这些，试图绕开历史，全凭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梦想和热情，去踏上一条冒险的征途，只会带来灾难”。[8]
在人类文明史上，曾以相对完善的道德发展而令许多西方有识之士为之侧目的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民族文化传统该如何维系的严肃的历史使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及践行，决定了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拯救人心比拯救人命要艰难得多，我们可以在几十年间就能轻易地毁弃一个民族经由几千年、无数天纵圣哲和仁人志士用智慧与生命所建构起来的人文精神；但是如何在一片文化的废墟中继往开来地重建这种人文精神，却远非一两个“五年计划”就能大功告成。它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社会转型的历史特殊性，重建社会转型的人文基础，既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自上而下地进行整体设计和国家力量的恰当介入；也需要社会各界同心戮力，自下而上地培育合乎现代文明发展需要的现代性，营造现代性得以顺利生长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首先，政府应该积极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因文化断裂所造成的严峻问题，将社会各界业已初步形成的文化共识适时地纳入国家意识及其行为之中。通过人大立法，将积极弘扬、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作为国家进行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各方合力，共筑精神家园，守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国土”。习近平同志曾高屋建瓴地论述了应该如何科学理解、正确继承与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9]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深刻地指明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应根??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有甄别、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让静态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衍生为鲜活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价值基础与思想灵魂，否则就是机械地复古，就是逆文明演进而动的新型“反智主义”。在此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有其特殊规律，政府应充分地发挥其资源引领、价值引导和平台搭建的角色，在基本的制度前提下，营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将更多的创造空间和自由让渡给文化和思想领域自身，避免用行政的方式过度介入文化和思想产品的创造活动中。政府（包括社会文化领域）要高度警觉并力戒“文化大革命”的思维于新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或隐秘或直接），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再度出现。
其次，树立大教育观，将优秀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有机地嵌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时以开放、包容、自信的文化视野，将集中体现现代文明之核心价值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融入中国社会之中，发展出适应并引领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的新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以之来模塑现代公民的基本人格，重建公民社会的公共伦理，提升文化软实力。决定一个社会是否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与其是物质的富有与技术的先进（这些仅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毋宁是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现代性的发展程度。这些所谓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国家意志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另一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个体之综合素质――人的现代化程度（表现为其社会行为是否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准则与制度要求）。中国在文化断裂下的社会转型所遭遇的危机，集中表现在现代性的这两个层面，其中人的现代化问题更为严重。基于此，今天重建社会转型的人文基础，需要特别注重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共伦理的建设，以充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文明来改造人们的生活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先进的理念包括制度的理性，如果不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联，终将是凌虚蹈空的玄想，而不可能转换成人们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失去其对社会的具体功能和实际价值。因此，国家应着力破除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和狭隘的人才观，改造滋生此类教育观和人才观的制度环境――各种精致的形式主义，在各级各类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结构中，经过专家充分论证，以恰当的形式给予优秀传统文化以必要的地位，同时注重现代社会公共伦理、社会责任以及法治的教育，培养具有人文精神、拥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人。另外，政府的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要积极会同诸如新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协同营造弘扬现代人文精神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中，应该视人文关怀为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代社会的躯体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与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有机结合，让邻里相扶的传统伦理和现代社会的制度理性相互为用，为社区民众营造充满爱和归属感的和谐有序的生活世界。这样，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包括家庭教育）互尽其用，共同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精神基础。 其次，重建社会转型的人文基础需要切实有效地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并完善社会征信制度，用制度的力量让失信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国家应为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环境，建立一套让好人没有顾虑地继续做好人、令坏人寸步难行地无以做坏事的制度，否则再好的道德宣传充其量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文化摆设。法律的权威不容任何人侵犯，这是现代社会在道德底线层面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法治（rule of law）的进一步完善及其受到全社会的无条件尊重，是当下中国杜绝腐败、消弭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正义、挽救人心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没有法治环境作为社会和谐有序的屏障，社会道德的阵地将不可避免地被一步步蚕食殆尽。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力量（特别是有关社会组织）应大力褒奖道德楷模，用现代传媒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并给予他们必要的物质或类似的奖励，让善行义举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总之，国家、社会与公民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其因果之链就是以人文精神、公共伦理、法治环境为核心的文化。因此文化断裂，必然导致国家、社会与公民关系的全面紧张；文化继往开来，则社会顺利转型，国家、社会与公民三位一体。毋庸讳言，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发展和由之而及的社会建设层面，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衡甚至严重的危机，这是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使然。只有以开放、包容、自信的博大胸襟，弘扬华夏文明的优秀人文传统，涵摄西方现代文明的积极元素，重塑民族精神，才能为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掀开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1）当时中国思想界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过于偏激的认知，甚至对中华文化最根本的符号――汉字及汉语也“深恶痛绝”，这对其后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改革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比如，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声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鲁迅、瞿秋白等人皆有类似的惊世骇俗之论。
（2）在中国历史上，取得全国性的政权且统治稳固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整体性价值否定的统一王朝，大概只有自漠北入主中原的元代。当时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有十类之说：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极尽鄙薄之称的“臭老九”即源于此。
（3）所谓“西西里化”，是对社会秩序混乱、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人们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等社??乱象的一种概称。它主要表现为：“在公认的社会规则严重稀缺和基本的社会信任极度缺乏的环境中，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的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这一概念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地区黑手党操控社会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