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理论:发展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53-02
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社会抗争运动。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国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与现象，它推动国家政治体制变革，将人民的意愿输送到政治体制内部，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正确对待社会抗争，没有处理好集体运动，将可能激化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人民与政府相互对立，会对社会稳定、政府权威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社会抗争运动成为学科领域内的一个重要课题，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干群矛盾突出等，因此不断催生出社会抗争事件。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抗争研究逐渐发展起来。那么，中西方关于社会抗争运动的研究现状如何？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本文通过对现有社会抗争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对中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做初步的梳理。
一、西方社会运动的理论演进
西方对社会抗争的研究起步较早，起始于对革命、反抗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理论流派和观点。归纳起来社会运动理论主要有三个视角。
（一）社会心理学视角
古斯塔夫?勒庞是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认为人在群体中的心理和个人的心理不同，集体会产生独特的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会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染，使个体的独立性、理智性丧失，而从属于群体的观点、情绪和态度，并和集体的行为表现一致。因此集体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行为，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继承并发展了勒庞的理论，提出“符号互动论”。他认为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人与人通过符号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由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阶段构成，是一个循环反应过程。
格尔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运用“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详细论述了相对剥夺与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格尔指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对社会有一种期望，社会有满足个人期望的价值能力。当社会变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能力低于个人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由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不满情绪是人们造反的基本原因[1]。
1971年，詹姆士?戴维斯出版《为什么人们起义》，他强调在国家经济经过连续增长后，人民的生活水平突然出现短暂的下滑，这时革命和暴动最容易发生。因经济的繁荣，人们的期望在不断提升，而经济的突然萧条使人们的心理产生巨大差距，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催生革命，这便是著名的“J形曲线”理论。
社会心理学视角从个人、群体的心理来研究社会运动，奠定了社会运动的研究基础，探求了心理情绪等因素的作用，认为民众普遍的心理怨恨可能会导致极端的社会行动。但其理论将社会运动看作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行为是不妥的，而且理论的解释力有限，对从心理到行动的产生过程没有做出具体解释。
（二）行为主义视角
行为主义视角是在批判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上，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
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麦卡锡和扎尔德最早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他们表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抗争运动增加，并不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增强，而是人们在社会上利用和动员的资源大大增多了。
查尔斯?蒂利是政治过程理论的开创者。1978年，《从资源动员到革命》出版，蒂利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详细描述了集体行动动员所需的一系列的条件，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挑战者的“机遇-威胁”和当权者的“助长-抑制”机制。之后蒂利和麦克亚当共同发展了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模型，表示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都包含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台本、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2]。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将社会运动与外在资源联系起来，强调政治、国家、权力的作用，但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含糊不清，而且忽视了心理的作用和文化认同机制的影响。
（三）社会建构与文化视角
随着学科间的联系逐渐紧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文化视角被引入社会运动的研究中。该理论批判早期的资源动员理论容易将社会运动变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研究者也忽视了价值观的认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等运动目标。
社会建构论从文化视角探究社会运动，主要关注社会运动为何产生及其诱发的影响。这里的文化既包括社??运动的制度、体制和规则，又包括情绪、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内容。戴维?斯诺将“框架整合”的概念应用于社会运动的微观分析，认为生态新社会动员是试图将运动组织的目标、价值与成员及潜在的支持者的意识、利益、情感联系起来，使其相互一致与互相补充。
文化主义视角受到学者的争议，文化定义的不清晰和范围的广阔性经常受到学者的诟病。但文化视角从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次分析了社会运动，是运动研究中重大的进步。
二、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社会抗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民众参与社会抗争的动因。孙立平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所做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基层发生的冲突事件中，房屋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补偿款分配不合理等是矛盾最主要的根源，人们进行社会抗争是为利而争、为益而抗，社会应完善利益表达制度，解决好利益冲突。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提出“以气抗争”。他表示，中国农民集体抗争不仅为利，也是为“气”，是一种公正之气，当他们的“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被打破，最起码的人格尊严被侵犯，最基本的生存伦理被破坏，农民的“气”就有可能释放甚至“二次生发”[3]。 二是社会抗争的方式与策略。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农民利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来反抗基层政府的不合理行为，以诉求上级政府来制止基层，维护自身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指出，农民抗争已进入“以法抗争”阶段，他们直接以基层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有组织的抗争形式[4]。董海军认为，弱者并不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农民的弱者身份本身就是抗争的有力武器，“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是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5]。在王洪伟看来，底层社会的民众不仅“以法抗争”“以理抗争”，求助于外，而且“以身抗争”，求助于内，运用两种策略共同进行维权抗争。折晓叶认为农民参与社会抗争时，运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韧武器”，采取非对抗性抵制方式，绕开公开对抗，而是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形成集体行动从而将问题公共化，使之行动合法化。
三是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因素。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主要为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因素[1]。石发勇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发现关系网络是影响当代中国基层维权行动的主要因素，其中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的公民社会运动更加重要。
四是社会运动的主体角色。这是中国社会运动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该研究以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了谁在抗争。如刘义强表示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大规模社会流动，使得游民政治再次显现，游民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应得到重视，积极将其纳入到市民社会，“化游为土”。蔡禾、李超海和冯建华根据对珠三角企业的调查，通过指标设计定量分析了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
三、对中国社会抗争理论的反思与展望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抗争与运动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其研究的特点。
一是国内研究大多采用微观的案例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国内社会抗争的研究大多基于基层的抗争现象，从案例的发展进程中获得灵感，从而分析、归纳抗争的特点和过程。研究者或对一个案例进行深度挖掘，或对几个案例进行比较，这也决定了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有限，更多的是针对特定群体而不是面对普遍群体。
二是国内研究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审视社会抗争。西方国家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路径探究社会运动，采用多学科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分析问题。而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者很少有经济学、心理学的背景。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应拓展社会抗争的研究路径，促进研究的长足发展。
三是国内研究重点针对社会抗争而非社会运动，这是中西方研究对象的显著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较少出现社会运动，更多的是基层的抗争行为、维权事件、集体行动。所以在学习西方社会抗争理论时，要注意研究对象的差别而导致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抗争研究成果丰硕，仍需进一步发展。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经典性的抗争案例，有助于从经验性研究向理论性研究拓展，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关注，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抗争理论与研究范式。国内学者既要吸收国外的经典抗争理论，又要关注中国特殊的抗争模式，推动抗争研究的发展，从而为解决社会抗争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提供理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