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的政策取向研究
一、 引言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根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发展阶段的转变，我国制造业企业在人工、土地、资金、能源、物流、税费等方面的生产成本不断高涨，不仅大大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盈利空间，更使得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弱化，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生产要素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根据2016年4月德勤全球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了《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虽然中国仍然占据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位置，但制造业企业的综合成本优势正在快速弱化，很有可能2020年前后被美国取代。与此同时，基于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如何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综合制造成本，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是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核心任务之一。
根据波士顿集团对2004年～2015年全球主要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综合成本比较，以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指数为100计算，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指数为96，已经非常接近美国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国内劳动生产率约为20万元人民币/人年，而发达国家在10万美元～20万美元。根据麦肯锡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3%降到“十二五”期间的约30%。也就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造形成的，TFP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但是能源、土地等生产成本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较高的生产成本，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了生产效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对于研发创新的投入水平和设备技术升级改造能力。
二、 我国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分析
1. 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近年来，随着原材料、能源等价格不断涨价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2005年～2014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幅超过10%。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复合增长率仅为12%。尤其是“十二五”以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都是个位数增长，我国制造业原有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失。2011年～2015年我国劳动力适龄人口年均增长仅为5.7%，低于同期GDP年均8.0%的增速，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物价不断上涨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不仅显著快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快于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
2. 企业社会负担较重。按照国际标准的宏观税负计算方法，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2%，已超过发达国家一般在不超过35%的平均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从最突出的社会保障缴费例来看，目前我国企业需要负担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占职工工资总额的30%～45%（国外一般为15%～20%），是全球缴费比例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收入成本达到85.97元，很多工业企业税收加各种收费占主营收入7%左右，远超过企业用于研发投入的比重。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目前全省企业增值税综合税率达到1.5%，所得税综合税率达到1%。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降低企业税负的优惠政策，但是许多优惠政策落实还不到位，卡在“最后一公里”，企业税费负担有待进一步降低。
3. 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当前，我国企业尤其是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银行所有制歧视现象较为普遍。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融资的非利息支出占比已接近50%。2014年，我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6%，远高于同期美国（3.25%）和日本（1.22%）等发达经济体。如果再考虑当年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为-1.9%，中国企业贷款实际利率为7.5%，高于除巴西之外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4. 企业用能成本居高不下。国内能源供求关系和国际能源市场对我国能源价格走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电价来看，我国实施的是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13年以来煤价下降，国家也多次对电价进行了调整。但与发达国家比较来看，我国工业?价还是较高。2014年中国工商业平均电价折合139.43美元/千千瓦时，是美国的两倍，而OECD成员国工业平均电价为123.88美元/千千瓦时。
5. 物流成本仍在高位。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物流运输始终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近年来，国内物流成本出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但整体上仍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目前，我国企业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重在30%左右。2014年，我国物流总费用达10.6万亿，占GDP的16.6%，高于全球11.7%的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的物流总费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8.3%，日本为8.5%。从供应链运行效率来看，根据德勤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4我国的“物流指数”为3.53，美国为3.92。可见，中国物流效率仍然较低。物流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不高，仍为“小而散”的格局，经营手段相对单一，缺乏物流信息共享协作平台，多种物流方式发展不平衡，铁路、水路等基础设施之间尚未完全实现无缝对接，物流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利。
6. 土地成本持续高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制造业发展迅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根据全国工业用地报告，2000年～2011年间，工业用地价格定基指数涨幅为157。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工业用地平均约为110美元/平方米，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区域分布十分不均匀，东部地区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的用地成本十分较高。以北京为例，2015年一季度工业用地的价格为2 277元/平方米，到2016年第一季度涨到2 405/平方米，净增长5.62%。而同期美国旧金山的工业用地平均价格仅为50美元/平方米左右，西部地区仅为20美元/平方米左右。此外，从土地使用期限来看，我国的工业用地是50年产权，印度是99年的产权期限，美国则是永久性产权。所以综合比较，我国用地价格已经超过美国，更是远远高于印度等新兴国家和地区。 7. 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较高。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打造服务型政府，但整体看知，我国涉及企业生产的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仍远高于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发布全球各国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中国在2005年位列全球91位，2015年位列90位，中国排名第84位，排位提升并不明显，远在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之后。德勤《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指出，在德国、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六个国家中，发达国家在法律和监管体系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严格的法律和监管程序以及对外商的限制使得制造商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建厂较为困难。中国和印度设置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外资审批程序，整个过程耗时也更长。企业如果设立子公司，在美国仅需要11天，而在中国则需要两个月。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制造业在人工成本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具有一定优势，但物流、能源、企业税费、融资、土地等方面仍具有较高的综合成本，在各类涉企制度性费用成本上更是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三、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
在企业用工方面，重在创新用工模式，多角度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要重视对行业领军型人才、大师工匠等高端技术人才的培育和选拔，充分发挥领军型人才在技术革新和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积极发展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批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技术人才。鼓励企业大规模开展人才技能培训，实施为企业服务的技能培训奖励补贴政策，激励青年立足岗位作贡献，推动一批“蓝领精英”、大国工匠的技能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建立校企合作联盟，创新培训方式，通过基地建设、校际间的信息互通，实现人才资源在市场中的有效流动和资源共享。
在涉企税费方面，重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多层次降低社会成本。要全面落实营改增政策，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企业税负。目前营改增抵扣链条还不完善，导致某些行业只有销项而无进项来源，要尽快制定相关抵扣规定，完善抵扣链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合理划分并适用各行业的相关税率，要完善企业税费体系，既要做到减轻企业税负，又要保证应收尽收，增强收支平衡能力。
在社会融资方面，重在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多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要合理确定应税产品的资源税适用税率，研究出台适当降低相关产品的资源税折算率等支持政策。拓宽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范围，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稳定企业发展。此外，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
在生产要素方面，重在解决低效产能问题，多领域降低生产成本。建立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实行地价动态管理，合理确定地价水平，防止企业用地价格过快上涨。创新企业用地模式，可采用先租后让、弹性出让等方式；加大对土地二次的开发，利用存量工业土地向制造业企业供应生产用地；允许企业进行厂房加层、厂区改造等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快能源市场改革，积极推进石油、电力、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改革，放宽市场转入，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
在物流运输方面，重在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配送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形成完备的运输网络，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一体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实现运输无缝对接。尤其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促进公共信息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建设，提高交通运输服务质量和效益。加快物流管理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状态，扭转“小、乱、散”格局。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推进物流行业技术创新，加快物流标准化试点，促进现代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建设，促进商贸物流标准化。
在体制机制方面，重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降低服务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尤其要注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业管理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证照分离”，同时加强特定行业的事中事后监管。推进“互联网+政务”，实施政务公开，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及时发布行业相关信息。探索审慎监管机制，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生事物，创新发展，并且对其合理有效监管，防范发生风险。
四、 进一步降低制造?I企业综合成本的政策建议
1. 在政策制定上，要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降低企业成本的优惠政策，各地也结合自身情况，配套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和细则。目前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延伸现有政策覆盖范围。例如，目前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方面仅涉及到用电领域，在用水、用气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延伸空间。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还要进一步优化，可将有关涉企政策作用范围从企业外延伸至企业内、从外部环境中引入到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如，国家《关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见》已经向新型售电主体敞开了市场大门，但各地深入实施的力度还不够，相关配套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国家及时优化跟进实施。
2. 在措施推进上，要注重上下联动推进。一方面要加强横向政府部门之间、纵向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务必防止出现“九龙治水”或者政府不到位、缺位、偏位等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还需要明确各项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使政策措施真正落地、让企业尽早收益。要强化部门间的联动效应，形成多部门联动的土地利用监管体系，实现企业生产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跟踪管理与长效服务。
3. 在发展动力上，要注重增强企业内在创新能力。降低企业成本，根本之策就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许多核心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如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高达95%。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完善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健全技术创新导向机制和研发投入增长机制，尤其要注重发挥大型企业创带动作用，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创新企业管理方式，鼓励企业改变粗放式经营，应用先进管理方法，优化生产流程，强化过程控制。 4. 在融合发展上，要注重普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化是当今企业发展进化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渗透到制造业中，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更为明显。但当前我国企业信息化水平还不高，信息技术尚待普及应用中。因此要通过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企业主动进行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的自我颠覆与变革，进一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互动发展。
5. 在人力成本上，要加快推进“机器代工”进程。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成为推高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不仅有效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有效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推动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国内有学者研究表明，目前机器人的投资回收期已经从2008年的11.8年缩短至2016年的1.3年，以后投资回收期会更短。因此，我国要全面推广机器换人，运用高新技术打造智能工厂，通过技术改造提高行业装备水平和效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6. 在公共服务上，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效能。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注重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及公共服务，将法定前置审批事项和中介服务事项纳入清单管理。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地方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尤其要注重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完善政务服务平台，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