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物艺术
2009年7月，伦敦大学学院艺术史系现当代艺术首席讲师弗朗西斯 史翠斯（Frances Stracey）在“自然评论”杂志（Nature Reviews）“科学与社会”专栏（Science and Society）发表“生物艺术：美学背后的合理性”一文（Bio-art：the ethics behind the aesthetics），描述了生物艺术在西方的起源：
“1936年，爱德华 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在纽约MoMA美术馆展出了一组非常奇怪却异常美丽的飞燕草花朵。这些花朵并非来自于自然界，而是史泰钦一系列化学实验的产物：他把飞燕草花的花种泡在配了植物盐基的化学液体中，植物盐基中所含的毒素可以诱发花种多倍繁殖，使被浸泡的花种产生变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具有艺术倾向的化学实验中，那些难看的，发育迟缓的，带病菌的不合格花朵没有在这个展览中展出，这显露了物种天然选择定律在生物艺术中要扮演的角色。”
这段记录传达给我们两个信息：一，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艺术家尝试将生物科学发展为新媒介进行艺术创作；二，物种天然选择定律将成为未来生物艺术研究的主要依据。
2000年卡茨的荧光兔“Alba”诞生了，这是第一个有生命的艺术品。在法国的一所大学生物实验室的帮助下，卡茨的荧光兔子得以完成。
虽然科技曾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艺术史的发展，但新科技与新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媒体艺术、纳米艺术等）。在生物艺术实施过程中，如果没有科技成果?c科学家的参与，几乎不可能诞生有生命的作品。委托生产与合作已成为生物艺术的必然方式。
然而，生物艺术如同科学实验，必须是可行的，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因此，生物艺术被分为生物艺术设计和生物艺术两大类。由于大多数作品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只能在这个阶段以概念和视觉图像的形式显示。
地球上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人类干预或基因重组是未来生物进化的必要吗？如果上帝（自然）创造的所有生物形态被称为“第一大自然”，那么人类在实验室创造的生物形态就可以称为“第二大自然”。“第二自然”生物圈能否与“第一性”兼容？人能代替上帝吗？上帝在未来扮演什么角色？新生物的伦理和文化又该建立？这些都动摇了现有的文化伦理秩序。人工生态能否成为未来自然生态的补充？人工进化能恢复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中弱化的基因以适应未来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吗？对于人类来说，对不同气候和生态环境的优化、淘汰和适应是生物群落自我调节的几千年，但它只是加快了步伐。在这个展厅里，一本被赋予生物学艺术的《圣经》的硬拷贝，指出了我们在未来社会面临的严肃主题。
这也是生物艺术与其他艺术不同的重要标志。生物艺术总是伴随着技术、伦理和文化。生物艺术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及伦理关系。
当一群没有父母和上帝的人不是在实验室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影响就是伦理。“第二天性”的诞生伴随着整个秩序和价值观的变迁。后神时代的圣经不会由一个人创造。它是文化体系的更新和观念、法律和相应社会关系的适应和生存方式的确立。“生物技术的唯一目的是为人类的健康和长寿服务，”李山写道。生物艺术与人类的健康长寿无关。它涉及整个生命世界和所有生物物种。生物艺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艺术的新途径，也考验着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态度。
在维基百科中，生物艺术被定义为“一种以活体物质为媒介的艺术实践，作品创作于实验室和/或艺术家工作室中。以生物科技为创作工具，如基因工程，组织培养和克隆。”此定义最终修订于2010年9月27日。
这个定义存在几个问题。从前面介绍的案例来看，在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中完成这种知识结构，操作过程，人员和设备配备都异常复杂的实践，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另外，艺术领域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种项目的正常进行。并且，这个定义中并未包含纳米科技。
与此相比，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史翠斯的定义显得更为全面：“生物艺术体现了艺术向生物科学的一种跨越，以基因，细胞或动物之类活体为新媒介。这种对生命的重构需要科学家的合作和雄厚资金的支持。”
在21世纪的今天，生物艺术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正引领着人类文明向“第三种文化”靠近。然而我们正在经历的还只是过程，离身居第三种文化的境界还相去甚远。征程之中，我们也许可以对弗朗西斯 史翠斯提倡的关于“生物艺术”的定义重新思考，并做些小小的完善：“生物艺术体现了艺术向生物科学的一种跨越，以基因，细胞或动物之类活体为（创作）新媒介。这种对生命的重构需要科学家的合作和雄厚资金的支持，更需要人类本身对于第三种文化的向往和持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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