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思维方式 推进民族复兴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11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转变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具有和合性、开放性、创新性。
一、适应时代主题的大转换，由极性思维向和合思维转变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二、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一、适应时代主题的大转换，由极性思维向和合思维转变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二、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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