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7-0005-05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有27 395万人，接近70%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在结构性失业的剧烈冲击下，制造业农民工的出路在何方？我国又该如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强劳动者技能和职业素质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无疑是制造业农民工突破职业瓶颈的利器。
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会受到劳动者自身特征、家庭、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显著影响，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大量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丁煜、徐延辉和李金星以“是否参加过职业教育”为因变量，依托样本量为637人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1]。他们的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等5个变量对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存在显著影响。赵正洲、韩成英和吕建兴等人以河南、湖北、湖南中部3省35个市（县）615 份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2]。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就业身份、职业技能等级以及了解培训政策信息程度、获取培?政策信息渠道等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6个主要因素。匡亚林、马健研究认为，培训意愿和需求还会受到培训费用、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容、培训模式和形式等外在因素的影响[3]。姜鑫磊研究发现，“专业设置不合理”和“时间安排不灵活”是最主要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4]。韩伟静、徐艳玲对山东省1 500个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政府累积补贴和参加教育培训的累积花费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参与概率；农民工的年龄、工龄与参加职业教育培训需求为倒“U”型关系；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5]。
国外针对农民工选择职业教育方面的专门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因为农民工是我国特殊国情。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提出个体在做教育选择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比较选择教育的成本与未来带来的预期收益做出合乎情理的投资决定；Blundell Dearden & Meghir通过调查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更可能参加相关的职业技术培训[6]；Foster则更注重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支持，他认为这两者才是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最主要因素，而不是职业教育本身[7]。
综上所述，农民工自身因素，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和工龄会影响他们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同时，也会受其他主体的影响，如培训机构的费用、培训时间和地点、政府的政策支持等。从这些研究来看，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对制造业农民工的研究较少，外部影响因素分析更少。鉴于此，笔者在文献综述和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模型对制造业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准确把握制造业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并对加强制造业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提出一些参考建议。
一、影响因素分析及自变量的选取
相关研究文献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这些个人特质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存在影响。除此之外，工作时间长短、工作职位高低、稳定性大小、政府补贴多少，会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呢？之前的研究涉及的比较少，笔者对此选取相关变量进行研究。
性别。从人力资源理论及传统角度来看，女性在人力投资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大的维持家庭生计压力，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安于现状，倾向于稳定的生活。因此，假设性别对农民工参与技能培训是有影响的，男性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比女性更强烈。
年龄。从机会成本理论来看，年龄增加，个人参加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增大。此外，年龄越大，受自身因素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参加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到了一定程度，会趋向于追求稳定的工作。大部分人的目的是“安分工作，养家糊口，提高生活水平”。因而，假定年龄因素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且年龄较小的制造业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要强烈一些。
文化程度。当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一方面农民工个体的认知水平增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留在城市定居成为市民的渴望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他们能够知晓技能对提高工资收入、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可能更加乐意去接受职业教育。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不足，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假设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是有影响的，而且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比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更愿意参与职业教育。
工作时间。制造业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每天面临着重复、机械式的高强度劳动，下班后休息和放松是最迫切的。时间与精力的有限会使他们参加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降低。所以，假设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愿意参与培训的可能性越低。
工作岗位层级。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仅需要存在培训需求，还必须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即必须能够承担培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工作岗位层级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工的经济水平和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因而，假设工作岗位层级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因素之一，而且工作岗位层级越高的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更深刻，更有经济基础参加培训。但另一方面，岗位层级越高，越趋向于维持现状，对培训的积极性可能会降低。 工作稳定性。一般来说，工作更换的次数少，意味着工作相对比较稳定，农民工更希望在岗位上不断提高技能、升职加薪，可以凭借一门技术在城市里获得相对稳定的、有发展出路的工作。如果工作频繁变换，会带来负面影响，农民工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相对更小。因而，假设工作稳定性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因素之一。
政府支持。政府支持包括财政支持、财政补贴以及提供一些政策及培训信息的支持等。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越愿意参与职业教育。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处理模型的选取
（一）研究对象
2016年11月至12月，笔者在蓝思科技、楚天科技、三一重工及一些制造业工厂等地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1份。在参照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样本特征的描述重点是从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层级、工作稳定性和政府支持等方面进行说明描述。之所以选择了解被调查者这些方面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因素很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
本文所指的职业教育，主要是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流程的要求，安排多样的培训内容，设置培训课程。
（二）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选取制造业农民工是否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作为被解释变量，赋值情况为：愿意=0，不愿意=1。
解释变量：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层次、文化程度、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层级、工作稳定性以及政策支持。具体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问卷设计中，工作岗位层级和工作稳定性是两个操作化的概念，所以在变量赋值中笔者将其量化为问题设计级序关系。
（三）数据模型
制造业农民工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参与，另一种是不参与，呈现出二元离散现象。模型是定量分析二元离散现象的重要方法之一，笔者拟采用二元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二项回归分析方程为logit（p）=ln■=a+b1x1+b2x2+…+bixi，（其中a是常数项，xi是自变量，bi是系数，i=1，2，…，n（n≤7）。选取性别、年龄层次、文化程度、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层级、工作稳定性以及政策支持作为自变量，选取制造业农民工是否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作为因变量，确定全部赋值后，将“制造业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纳入到回归分析内，研究制造业农民工是否参与职业教育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利用模型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见表2。
个人特征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文化程度（sig=0.012<0.05）、工作时间（sig=0.023<0.05）、政府支持（sig=0.021<0.05）的影响非常显著；工作岗位层级也是有比较显著影响的；性别、年龄和工作稳定性对制造业农民工选择职业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影响显著变量的其他值可以得知：文化程度的发生比率Exp（B）=2.280，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可能选择职业教育培训，且是不选择职业教育的2.280倍，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文化程度越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越深入，有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因而参与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意愿更强烈。
工作时间的发生比率Exp（B）=1.287，也说明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农民工更倾向于利用空闲时间参与职业教育培训，且是不选择职业教育的1.287倍，这也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工作时间短，业余时间多，比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农民工更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培训。
工作岗位层级的发生比率Exp（B）=0.737，说明工作岗位层级越高的农民工越有可能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培训，且是不选择职业教育培训的0.737倍，这和我们的理论假设也是一致的。因为工作岗位层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制造业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岗位职务级别越高的农民工，可能会更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因为高层级别的农民工得到的工作机会更多，岗位能力要求更高，自身市民化的愿望也更强烈；而职务级别低的农民工，由于自身各方面条件，特别是工资收入的制约，可能不愿意选择参加职业教育培训或者是对参加培训心有余而力不足。
政府支持的发生比率Exp（B）=0.626，说明政府越支持职业教育培训，提倡职业教育培训，制造业农民工选择参加职业教育的可能性越大，且是不选择参加职业教育的0.626倍，这与之前的假设是一致的。可能是因为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有利于营造一种良好的职业教育培训氛围，通过宣传教育，让制造业农民工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逐渐意识到具备较强的素质能力、掌握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进而促使大家提高培训意识，增加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企业和农民工本身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激励企业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性别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性别不是影响制造业农民工选择职业教育的决定性因素，与先前的理论假设不一致。可能在经济方面男女趋同，女性也积极参与劳动市场，也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增强技能水平、升职加薪。因此，性别在选择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上区别并不显著。
年龄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也不是决定制造业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之前的理论假设并不一致。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参与技能培训的机会成本比较小，但支付水平有限，会限制他们参与技能培训。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作经验的累积和支付水平的提高，参与培训的可能性会大些。
工作稳定性没有通?^检验，说明工作稳定性也不是影响他们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可能是因为制造业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变动工作的次数对他们的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不断升级，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综合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加强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重视，推动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稳步发展。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层级和政府支持这四大因素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性别、年龄和工作稳定性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可提出以下几点针对性建议：
（一）政府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投入
首先，调查发现政府的支持对农民工选择职业教育的影响很大，在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其次，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可减轻农民工的费用负担，他们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再次，由于农民工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企业出于利益考虑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很低，如果政府有相关的激励措施，将会促使企业提供培训的意愿增强。因而，政府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建立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体制，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实现农民工从普工变为技工的目标。
（二）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社会氛围
文化程度越高，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就越强，这是因为他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更深，意识到职业教育对职业发展和素质能力提升的重要性。相反，文化程度低，可能对职业教育的作用和认识相对不足，因而需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职业信息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发生改变。因此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发布信息。最好是搭建专门的信息服务平台，多渠道、灵活化提供相关的职业教育供需信息。这样有利于农民工与培训机构、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广大农民工充分了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培训，企业和培训机构也可以了解到农民工的真正需求，提供专门的培训。此外，对职业教育的宣传，特别要重视示范效应，也就是让那些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了技能水平进而增加了收入的农民工发挥带头作用。
（三）培训机构提供合适的职业培训
调查发现，大部分制造业农民工愿意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培训，通过培训提高收入、促进就业与晋升，但是却受到时间的制约。经调查显示，工作时间的长短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工作时间比较合适的农民工与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是更乐意在业余时间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因而，在培训形式以及时间安排等方面，培训机构必须根据农民工的现实状况来设置，在不与他们工作时间相冲突的情况下安排短期集中培训，因时制宜。此外，农民工参加培训，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如果时间成本太大或机会成本太大，都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所以，培训机构应结合农民工的特点因时制宜、因材施教，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培训时间和地点。在培训方式的选择上，可以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农民工自身意愿、年龄以及文化程度，采取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培训与服务就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甚至可以改变培训方式，将把课堂搬进企业搬进工厂，把考场设在企业设在工厂，这样更加他们参加培训更加便利。至于培训内容，可以根据行业特点、岗位特质、针对农民工自身特点开设培训课程。突出培训的专业性和实用性，重点强化在专业知识、通用文化知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针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还可以借助其资金和技术水平开设创业方面的课程。
（四）企业重视对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
制造业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的意愿总体来说是强烈的，不管是高层级岗位的员工还是低层级岗位员工，他们都想通过参加职业教育提高自身职业技能、增加工作收入，最终实现留在城市定居成为市民的愿望。而目前大多数企业对员工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员工学习基本上是向熟手、向老师傅学习，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少数的大规模企业会进行比较正规的、系统的培训，但内容和效果参差不齐，且针对基层员工、普通工人的培训是很少的。事实上，企业也是员工技能培训的直接受益者。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水平，也可以提高员工的稳定性，增加企业凝聚力，促进企业利润增长和长远发展。因而，企业应改变重使用而轻培训的用人观念，注重对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