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4-26
１６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２５０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１５万至１８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７５％。（见《一六五Ｏ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１６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者贼”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王、徐等辈被看作没有“修炼”成精的海贼，而他们同郑氏集团实际区别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１７清军没掌握制海权前，郑氏集团屡以借口，拒绝招抚，最初清廷将泉州府划给郑成功驻军，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郑成功又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见杨英《先王实录》）。以后清廷允许郑经“不剃发”和“照朝鲜例”，但郑经又在海澄问题上纠缠，导致谈判破裂。施琅在澎湖击溃郑氏水师，夺取台湾海峡制海权后，郑克和主战派人物刘国轩立即决定投降。这一现像也说明：郑氏集团的覆没非常类似西方海洋国家与海军共命运的特点。
１８汉、唐、元、都曾建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似乎亦有海权意识。但同根植于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区别在于：我们仅在军事层面上来理解海权的重要（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来理解），西方人不仅从军事、更在于从生存权利的层面来理解海权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权意识当包括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有海军而没有海权意识（但郑氏水师除外）。
１８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同生物演化一样、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见（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第３页。）
１９郑成功处理战败的荷兰人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理性“。农业和游牧社会出现的屠城和大规模杀戮，从根本上讲源于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它使人们的冲突带上“有你无我”的性质。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协作，当双方构成互相依赖的贸易关系后，虽有冲突，但彻底毁灭对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意味着自己断了的一条生路。这或许是“商业理性”的特点。郑成功的宽大与其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宽大为怀、仁慈有加”的传统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按“商业理性”行事，荷兰人毕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２０１５世纪的列日是生产当时最先进火炮的城市，几次军事占领都使生产中止，军队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复生产，这意味着：当工匠和资本家无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欧洲的统治者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产品。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君王也必须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当时类似列日的地方欧洲还有几十处（见《竞逐富强》第１１３页）。这一现像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原则首先的军备生产领域获得突破。
２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第１版、第５页。附带一点，这本近６０万字的著作虽然对明清时期内陆农、工、商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但对闽、浙沿海的海商现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