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解释与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9-10
“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它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而这些滞后正是一些社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T·W·舒尔茨，1968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当前中国农村中出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现象做出经济解释，并对不同地区间流转程度的差异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是：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理论上能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这项制度创新是对潜在外部利润的反应；而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是导致流转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字]农地制度 土地使用权流转 农户模型
Ⅰ现象和问题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土地较为自由的流转，例如作为西部开发重点的湖南省怀化地区[1]以及被称为发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 山东省胶东地区[2]，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并以此作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基础[3]。同时，由山东农业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涉及4省344县的农村调查[4]表明，大部分农民已经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转的意识，见表1。
表1：农民对其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
中国的基本问题，而土地制度又是这些基本问题的核心，它是农村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的基础。对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其地区差异这一新的现象，需要在理论上做出经济解释与分析，而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效率如何？2、哪些因素导致流转程度的地区差异？
Ⅱ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理论回顾
从1950年6月30日，新中国第一部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诞生以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现过多次大的调整和变迁（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回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每个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中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克服了生产队中劳动监督困难和激励不足的问题（林毅夫，1991）。这项诱致性制度变迁[8]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认，以法定形式肯定下来的长期的土地承包权给予农民稳定的预期，它直接影响预期者的行为，从而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自从1984年以后，谷物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集体化的呼声又在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取规模报酬的教条下出现[9]。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将到期，农民对土地制度预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农业生产中出现短期行为和生产性投资不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决定，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部分林业地区延长至50年。
80年代后期，继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体制改革也正式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或进入乡镇企业实现非农产业就业[10]。为了适应劳动力要素转移，1988年修改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对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
1996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村城镇化水平低问题突出，以村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开始受到怀疑。为了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战略，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在“赋予农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计划中，作为积极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的首要内容，中央明确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界定为一种财产权，并规范其流转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现状对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关于土地承包制的讨论构成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刘守英，1997；周其仁，1997）。由于土地承包制只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排它的使用权和收益的独享权，而按照根据产权学派的观点，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享用权，以及自由的转让权。它的权能是否完整，主要可以从所有者对它所具有的排它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H·登姆塞茨，1967，张五常，2000），因此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有关土地使用权流转对于农业绩效的研究受到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下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框架（姚洋，2000）。由各类国际和国内社科基金资助的农业和农村研究课题则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事实。而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研究上（文贯中，1989），例如对农业租约与农户行为的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可获得的经验事实，以农户的微观决策为基础，对前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Ⅲ土地使用权流转：一个新古典的图解
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基本要素。目前我国农村约有劳动人口45000万人，而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计算，农业中能够吸收的劳动力约为15000万人。除去乡镇企业就业的12300万人、流向城市的劳动力5000万人和从事其他产业的2000万人，尚余1.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失业率约为24%（袁志刚，1998）。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部门和地区间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这种转移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不同产业部门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另一方面来自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
表2：国民经济和各产业平均增长速度：
统计年鉴》2000，第14页
表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统计年鉴》2000，第29页
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微观变化是土地在不同个人间的边际评价出现重大差异。由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与土地总是互补的，对于具有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户，土地边际产出的程度不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意识、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等方面不断进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民，将会比较其种地的收益和机会成本。当这部份农村劳动力试图退出农业产业时，尽管他们对土地的边际产出评价已经很低，但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依旧会考虑自己已经承包并仍有较长存续时期[11]的农村土地如何被尽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选择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转让，部份实现承包制赋予的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利。对于另一部份留在农业生产产业的农民，农业生产可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收益。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下，土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多的市场信息、较新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经营能力的农户，他们有可能承租或受让前一类人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对农业生产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具有土地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双方对土地边际产出的评价差距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被改进得就越多。
人口为标准，A类农户和B类农户获得的土地量分别为Qa和Qb。在这种状态下A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Pa远远高于B类农户的边际评价Pb。这样的土地要素配置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自由流转，那么B类农户的土地将流至A类农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的一般原则，流转量是：Qb0—Qb1= Qa1—Qa0。此时，两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相等都为P*。如果农村土地市场形成后P*可被视为土地的市场均衡价格。这时A类农户增加的效用为E和F，F当中将有G部分有偿支付给B类农户，由于F=G+H，所以社会净效率增加量为E+H，实现了典型的希克斯—卡尔多效率。
由此可见，在一个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的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姚洋，1998）。这在回答前文第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从效率角度解释为什么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Ⅳ流转程度的差异：一个农户的微观决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为什么地区间的流转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新古典的理论在长期中看总是对的（曼昆，1998），但在将它运用到现阶段的中国时，许多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以上的图解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解释力，或者说它代表了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要解释不同地区流转程度的差异，其微观基础就必须分析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和实施流转的决策。受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Gary·S·Becker,1976）的启发，我们建立一个在一般农村地区代表性农户的微观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变量和参数影响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决策。
一、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①初始禀赋（T，R）
T：农户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劳动的时间
R：农户在土地承包制下拥有的土地总量
对于无遗产继承、外来援助和不参与金融信贷市场的普通农户，T和R 可视为他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作为一般的讨论，T和R各自在质量上的差别暂不细分，而只考察数量上的影响。
②效用函数U=货币收入（③+④）+ 非货币收入⑤
针对设定的初始禀赋，农户的效用来自两方面[12]：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可能提供的货币收入；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货币收入。效用函数的设定得到以下经验观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宁市地产对农民的效用
- WAL- PKK- tH<br><br> PA：农产品市场价格<br><br> Q(L,K,H)：农业生产函数<br><br> WA：农业雇工工资<br><br> L：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br><br> PK：农业生产中资本市场价格<br><br> K：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量<br><br> t：农业生产费税率<br><br> H：农业生产中土地投入量<br><br> 由于商品市场的改革基本完成，农民面临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本价格主要为市场价格。而农业生产的费税是对耕地面积征收单位税，所以与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成正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WA。根据已有的考察和研究（姚洋，1999；查金祥等，2001），农业生产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尤其是种粮大户雇佣当地农民，以及农忙期间农户间的相互雇佣。因此此处假定存在WA为农业雇工工资，它可视为只能在农业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户的闲暇的机会成本。<br><br>④非农业生产净货币收入：p1WI(T-L) + p2PR(R-H)<br><br> p1：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劳动力市场限制性<br><br> WI：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净收入=就业收入-就业成本<br><br> (T-L)：投入非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如果为负值，表明农户雇佣劳动力，反之则反是<br><br> p2：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土地市场发育程度<br><br> PR：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净收入=流转收入-流转成本<br><br> (R-H)：使用权被流转的土地面积，如果为负值，表明农户受让他人流转的土地，反之则反是 <br><br> 近年来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已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6.9%，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则由1978年的29.5%提高到2000年的53.1%，变化幅度高达23.6个百分点。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问题得到初步矫正（林毅夫，2001），这为农户的产业间转移提供了可能。因此此处用WI表示农户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净收入，并与其就业概率相乘作为单位劳动时间的期望收入。与此相形似的假设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p2、净收入PR。<br><br>⑤非货币收入：eH<br><br> e：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为农户提供的单位效用。就表4考察的农户而言，e的值为50%以上，相对于一般农户，我们假定e不为零，它将为保有H面积土地的农户提供eH的效用。<br><br>⑥生产函数：Q(L,K,H)=ALαKβHγ<br><br> A：农业生产进步因素<br><br> α、β、γ：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br><br>农业作为一项弱质产业及易受<a href=)
自然灾害的影响[13]，与此同时种子、化肥和灌溉技术等进步也将提高农业产出[14]，因此把A视为生产技术进步因素与自然灾害因素相抵后的净值。根据边际产出递减原则，生产函数的性状满足：0<α，β，γ<1，Q,>0，Q,,<0[15]。
⑦预算约束：WAL+ PKK+ tH ≤ WAT+ eR
T和R的价值确定此处仍选用了WA和 e而非是WI和PR，因为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不完善正是中国大部分农民面临的约束。
二、农户的最优规划
将生产函数代入效用函数，农户的最优规划可简化为：
MAX U=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 eH
L,K,H
S.T. WAL+ PKK+ tH ≤ WAT+ eR
构造拉格朗日式：
M（L,K,H, λ）=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 eH-λ(WAL+ PKK+ tH- WAT-eR）
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эM/эL=αPAALα-1KβHγ- WA- p1WI-λWA= 0
эM/эK=βPAALαKβ-1Hγ- PK-λPK= 0
эM/эH=γPAALαKβHγ-1- t - p2PR +e-λt= 0
λ（WAL+ PKK+ tH - WAT- eR）= 0
令 αPAALα-1KβHγ= （1+λ）WA+p1WI= X （1）
βPAALαKβ-1Hγ= （1+λ）PK= Y （2）
γPAALαKβHγ-1= （1+λ）t+p2PR-e= Z （3）
λ>0，（WAL+ PKK+ tH - WAT- eR）= 0 （4）
得土地使用权流转量：
ΔH* = R-H* =R-γ·（WAT+ eR）XY/（αWAYZ+βPKXZ+γtXY）（5）
三、比较静态分析
(5)说明影响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诸多因素，为了更清楚分析各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农户的决策，可以对（1）到（4）分别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4）中 Kuhn-Tucker乘子λ>0表明，当成本投入超过预算约束时，效用就受到惩罚。因此初始禀赋贫乏、缺少金融市场支持，制约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投入。对于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试图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本是流转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严格的预算约束将制约对土地的需求。这可以解释在各种非正规或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区，土地的流转程度也较高[16]，同时也说明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改变农民恶劣的初始条件将有积极意义。
（1）中的X可视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户劳动力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L/эX<0 ，表明农业生产雇工工资WA越高、农户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期望净收入p1WI越高，农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时间越少，这可以解释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土地经营出现明显淡化的现象[17]。这些淡出农业生产的土地，理论上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供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发达地区流转程度高。
现阶段影响X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企业招工制度，以及其他产业能为农民提供的工资水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和过去延续多年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民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成功率不高。即使已经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者，办理各种居住证、就业证等就业管制措施提高了农民就业的成本。而在近年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情况严峻，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管制力度。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显著地影响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活跃和有效性（姚洋，1999）
（2）中的Y可视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的价格，且эK/эY<0 ，эL/эY>0 ，эH/эY，表明当机械、化肥等资本价格上涨时，农民减少资本投入而用更多的劳动和土地予以替代是理性的行为。这可以解释一些旨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在广大的农村普遍推行，可能是由于增加的收益不足以抵偿成本的上升，大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地区维持了较多劳动、较多土地对资本的替代，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这样的替代越为明显[18]。
（3）中的Z可视为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H/эZ<0，更为确切的分解为эH/эt<0，эH/эp2<0，эH/эPR<0，эH/эe>0 。第一项负值表明，农业生产的费用负担越重，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越少，或者说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越小。第二和第三项负值表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越高，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净收入越高，农民保有的土地将越少，实施流转的土地越多。第四项正值则表明，土地为农民提供的非货币效用越多，农民保有的土地越多，实施流转的土地越少。
而分别决定这四个外生变量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① 农户的费税负担和费税制度改革的情况。政府从1998年致力推行的农业生产费改税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积极性不足而作出的政策调整。
②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尽管稳定的地权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但对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姚洋，2000；罗伊·普罗斯特曼等，2001）。从土地流转角度看，高频度的的土地调整等于对农业生产征收一种随机税。所以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对出让方和受让方都是重要的保障。它使前者减轻失去土地的担心，后者则更有动力对农业生产进行长期投入，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
③村集体的政治决策。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产权的界定是：1984年的《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1988年修改的《宪法》补充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国有城镇土地有了转让程序和办法，农村集体土地仍然没有转让的程序和办法，没有形成规范的使用权流转制度。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又是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以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将明显地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目前土地流转的各环节来看，行政操作的痕迹不仅清晰可见，而且在有些地区构成整个变革的“主线”[19]。另一方面，即使这种流转完全出于自发，依旧离不开行政审批认可这一程序。没有规范的程序和办法可依，在为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隐患的同时，也给村干部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所以，如果考虑游说村干部的费用以及流转合同的不完备，土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净收益将会下降。
④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从表4提供的数据看，现阶段土地为当地农户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效用非常显著。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两个功能越是显著，农户保有的土地量就会越多[20]。当然，随着货币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将随之提高，如果配以类似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展开，那么土地的这两个基本功能将会明显的退化，较多的土地也就不会迟滞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城镇化的进程在这些地区明显快于平均水平[21]。
四、关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函数的再讨论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农产品购销体制的逐步取消和商品市场的完善，目前大部份农村地区农产品需进入市场销售的份额占总产量的50%以上，少数地区达到80%左右，因此PA对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有显著影响[22]，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地区提倡开展农业产业化，旨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实行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经营（焦必方，1998）。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如何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则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
仅从（1）到（3）式看，随着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技术进步因子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投入量都会增加，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上升则减少两者的投入，所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对土地投入的影响取决于各要素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哪个更为显著。前文设定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虽然使讨论易于展开，但并不能清楚的解答这一问题。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是，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劳动力机会成本极低时，劳动替代资本和土地几乎接近极限，而资本和土地则较多地表现为互补性[23]。
Ⅴ结论和体会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仅从效率角度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确实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要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和规范的流转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阶段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导致了流转程度在不同地区的差异。
在利用一个农户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指出了哪些制度因素限定各外生变量从而影响农户的微观决策。如果确实承认农户的决策是面临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那么那些旨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而限制或强制土地流转的措施就可能反而有违于初衷。在农村的各项改革中，打破那些限制农民实现潜在效率的滞后制度，供给那些确实无法由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当然，将更多的篇幅留给分析文章的不足和学习的体会，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或许更有价值。
这篇论文的最初想法是利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象。但是进一步的文献阅读尤其是实地访问和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虽然一些地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取得很好的经济绩效，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未在所有农村展开，即使一些地区的政策允许或鼓励农民进行土地租赁和转让，但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的事实促使我们从农户的微观决策角度去思考哪些因素影响农民保有和流转土地。
文中建立的模型主要是受到贝克尔家庭生产模型的启发。在这类模型中，行为人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身，但是为了使分析更为直观，我们暂且用货币收入替代了闲暇和商品的消费。而为了体现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市场缺乏，我们选用了分别用p1和p2描述了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得到的结论和预期相一致。
模型的改进工作还有很多。首先是生产函数的简化。劳动和资本与土地之间的互补和替代性没有清楚地分解开来，这使得影响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制度因素最终如何影响土地投入的分析缺乏说服力。短期内将资本略去是明智的做法，生产函数设为里昂惕夫型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其次是涉及多个变量的偏微分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全微分后利用矩阵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更加合理。
另一个缺憾是，文中的理论推论虽然大部分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支持，但就针对模型本身而言，缺乏一个统一的计量模型对推论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数据处理的技术能力。最后，如果确信社会的公平不是皇帝的新装，那么对土地流转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确实应该从公平角度进行不偏不倚的考察。以上几个方面让人想起了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写道的：经济学可以分解为精神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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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V·W·拉坦，宾斯旺格，1978）。
[9] 理论届当时对此的讨论和分析有许多，例如罗必良，“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与实证分析”，载《农经理论研究》，1991年5月；陈健，“规模经济质疑”，载《农村经济文稿》，1987年12月
[10] 据统计资料计算，在1978-1999年间，仅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增加量（9877万人）一项，就占全国非农产业中劳动者增加量（25259万人）的39.1%。如果再把农民在其他载体（如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独自进城当合同工、临时工、保姆，经商等）中从事非农活动考虑进去，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更大了（林毅夫，2001）。
[11] 这个论断建立在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基础之上，现实中的土地调整可能是频繁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12] 闲暇和商品的消费也可以为农户带来效用，但此模型中T是指可用于劳动的全部时间，所以闲暇已经隐含在初始假定中，而其他商品的消费可由货币收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效用函数的线性形式则表明，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以及货币收入的两种不同来源之间是明显的替代性，这样的假定值得讨论，但确实使运算简化。
[13] 1999年中国农业的受灾面积达到49981千公顷，成灾面积26731千公顷，占受灾面积的53.5%，历年的统计数据则说明，每年的成灾面积的占粮食播种面积的21%左右（《中国统计年鉴》，2000）
[14] 杂交水稻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例子，新品种的开发和无土技术的采用也体现了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
尽管定量的技术进步因子数据尚未得到。
[15] 虽然α+β+γ的值与1的大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特征，但根据大量国际和国内经验研究的结果看，没有理由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显著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罗必良，2001）
[16]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果树开发大户和种粮大户一般都得到了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资助。
[17] 例如对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观察结果看，已有20%左右的农户放弃了农地经营（史清华等，2001）
[18] 见M·吉利斯等人关于传统农业的考察（M·吉利斯等，1998）
[19]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反租倒包”等形式往往就由村集体发起。
[20]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最大的愿望。
[21] 例如在上海郊区，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普及，宝山、奉贤等区县的农民普遍将土地出租给外地来沪人员经营。而上海在98年至今，已经先后有4个县进行撤县设区。
[22] 例如优质水稻价格每递增10%，每公顷水稻的利润平均增加1300元左右（陈庆根等，2001）。
[23] 例如在一项对1978年至1997年粮食生产函数的回归来看，化肥的产出弹性为30.9%，土地的产出弹性为70.9%，而劳动的边际贡献几乎为零（石磊，1998）。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当前中国农村中出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现象做出经济解释，并对不同地区间流转程度的差异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是：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理论上能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这项制度创新是对潜在外部利润的反应；而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是导致流转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字]农地制度 土地使用权流转 农户模型
Ⅰ现象和问题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土地较为自由的流转，例如作为西部开发重点的湖南省怀化地区[1]以及被称为发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 山东省胶东地区[2]，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并以此作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基础[3]。同时，由山东农业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涉及4省344县的农村调查[4]表明，大部分农民已经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转的意识，见表1。
表1：农民对其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
中国的基本问题，而土地制度又是这些基本问题的核心，它是农村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的基础。对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其地区差异这一新的现象，需要在理论上做出经济解释与分析，而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效率如何？2、哪些因素导致流转程度的地区差异？Ⅱ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理论回顾
从1950年6月30日，新中国第一部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诞生以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现过多次大的调整和变迁（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回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每个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中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克服了生产队中劳动监督困难和激励不足的问题（林毅夫，1991）。这项诱致性制度变迁[8]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认，以法定形式肯定下来的长期的土地承包权给予农民稳定的预期，它直接影响预期者的行为，从而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自从1984年以后，谷物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集体化的呼声又在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取规模报酬的教条下出现[9]。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将到期，农民对土地制度预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农业生产中出现短期行为和生产性投资不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决定，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部分林业地区延长至50年。
80年代后期，继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体制改革也正式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或进入乡镇企业实现非农产业就业[10]。为了适应劳动力要素转移，1988年修改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对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
1996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村城镇化水平低问题突出，以村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开始受到怀疑。为了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战略，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在“赋予农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计划中，作为积极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的首要内容，中央明确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界定为一种财产权，并规范其流转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现状对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关于土地承包制的讨论构成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刘守英，1997；周其仁，1997）。由于土地承包制只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排它的使用权和收益的独享权，而按照根据产权学派的观点，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享用权，以及自由的转让权。它的权能是否完整，主要可以从所有者对它所具有的排它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H·登姆塞茨，1967，张五常，2000），因此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有关土地使用权流转对于农业绩效的研究受到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下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框架（姚洋，2000）。由各类国际和国内社科基金资助的农业和农村研究课题则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事实。而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研究上（文贯中，1989），例如对农业租约与农户行为的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可获得的经验事实，以农户的微观决策为基础，对前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Ⅲ土地使用权流转：一个新古典的图解
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基本要素。目前我国农村约有劳动人口45000万人，而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计算，农业中能够吸收的劳动力约为15000万人。除去乡镇企业就业的12300万人、流向城市的劳动力5000万人和从事其他产业的2000万人，尚余1.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失业率约为24%（袁志刚，1998）。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部门和地区间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这种转移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不同产业部门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另一方面来自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
表2：国民经济和各产业平均增长速度：
统计年鉴》2000，第14页表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统计年鉴》2000，第29页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微观变化是土地在不同个人间的边际评价出现重大差异。由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与土地总是互补的，对于具有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户，土地边际产出的程度不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意识、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等方面不断进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民，将会比较其种地的收益和机会成本。当这部份农村劳动力试图退出农业产业时，尽管他们对土地的边际产出评价已经很低，但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依旧会考虑自己已经承包并仍有较长存续时期[11]的农村土地如何被尽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选择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转让，部份实现承包制赋予的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利。对于另一部份留在农业生产产业的农民，农业生产可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收益。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下，土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多的市场信息、较新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经营能力的农户，他们有可能承租或受让前一类人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对农业生产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具有土地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双方对土地边际产出的评价差距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被改进得就越多。
人口为标准，A类农户和B类农户获得的土地量分别为Qa和Qb。在这种状态下A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Pa远远高于B类农户的边际评价Pb。这样的土地要素配置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自由流转，那么B类农户的土地将流至A类农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的一般原则，流转量是：Qb0—Qb1= Qa1—Qa0。此时，两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相等都为P*。如果农村土地市场形成后P*可被视为土地的市场均衡价格。这时A类农户增加的效用为E和F，F当中将有G部分有偿支付给B类农户，由于F=G+H，所以社会净效率增加量为E+H，实现了典型的希克斯—卡尔多效率。由此可见，在一个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的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姚洋，1998）。这在回答前文第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从效率角度解释为什么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Ⅳ流转程度的差异：一个农户的微观决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为什么地区间的流转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新古典的理论在长期中看总是对的（曼昆，1998），但在将它运用到现阶段的中国时，许多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以上的图解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解释力，或者说它代表了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要解释不同地区流转程度的差异，其微观基础就必须分析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和实施流转的决策。受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Gary·S·Becker,1976）的启发，我们建立一个在一般农村地区代表性农户的微观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变量和参数影响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决策。
一、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①初始禀赋（T，R）
T：农户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劳动的时间
R：农户在土地承包制下拥有的土地总量
对于无遗产继承、外来援助和不参与金融信贷市场的普通农户，T和R 可视为他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作为一般的讨论，T和R各自在质量上的差别暂不细分，而只考察数量上的影响。
②效用函数U=货币收入（③+④）+ 非货币收入⑤
针对设定的初始禀赋，农户的效用来自两方面[12]：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可能提供的货币收入；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货币收入。效用函数的设定得到以下经验观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宁市地产对农民的效用
自然灾害的影响[13]，与此同时种子、化肥和灌溉技术等进步也将提高农业产出[14]，因此把A视为生产技术进步因素与自然灾害因素相抵后的净值。根据边际产出递减原则，生产函数的性状满足：0<α，β，γ<1，Q,>0，Q,,<0[15]。⑦预算约束：WAL+ PKK+ tH ≤ WAT+ eR
T和R的价值确定此处仍选用了WA和 e而非是WI和PR，因为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不完善正是中国大部分农民面临的约束。
二、农户的最优规划
将生产函数代入效用函数，农户的最优规划可简化为：
MAX U=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 eH
L,K,H
S.T. WAL+ PKK+ tH ≤ WAT+ eR
构造拉格朗日式：
M（L,K,H, λ）=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 eH-λ(WAL+ PKK+ tH- WAT-eR）
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эM/эL=αPAALα-1KβHγ- WA- p1WI-λWA= 0
эM/эK=βPAALαKβ-1Hγ- PK-λPK= 0
эM/эH=γPAALαKβHγ-1- t - p2PR +e-λt= 0
λ（WAL+ PKK+ tH - WAT- eR）= 0
令 αPAALα-1KβHγ= （1+λ）WA+p1WI= X （1）
βPAALαKβ-1Hγ= （1+λ）PK= Y （2）
γPAALαKβHγ-1= （1+λ）t+p2PR-e= Z （3）
λ>0，（WAL+ PKK+ tH - WAT- eR）= 0 （4）
得土地使用权流转量：
ΔH* = R-H* =R-γ·（WAT+ eR）XY/（αWAYZ+βPKXZ+γtXY）（5）
三、比较静态分析
(5)说明影响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诸多因素，为了更清楚分析各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农户的决策，可以对（1）到（4）分别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4）中 Kuhn-Tucker乘子λ>0表明，当成本投入超过预算约束时，效用就受到惩罚。因此初始禀赋贫乏、缺少金融市场支持，制约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投入。对于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试图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本是流转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严格的预算约束将制约对土地的需求。这可以解释在各种非正规或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区，土地的流转程度也较高[16]，同时也说明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改变农民恶劣的初始条件将有积极意义。
（1）中的X可视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户劳动力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L/эX<0 ，表明农业生产雇工工资WA越高、农户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期望净收入p1WI越高，农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时间越少，这可以解释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土地经营出现明显淡化的现象[17]。这些淡出农业生产的土地，理论上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供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发达地区流转程度高。
现阶段影响X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企业招工制度，以及其他产业能为农民提供的工资水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和过去延续多年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民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成功率不高。即使已经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者，办理各种居住证、就业证等就业管制措施提高了农民就业的成本。而在近年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情况严峻，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管制力度。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显著地影响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活跃和有效性（姚洋，1999）
（2）中的Y可视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的价格，且эK/эY<0 ，эL/эY>0 ，эH/эY，表明当机械、化肥等资本价格上涨时，农民减少资本投入而用更多的劳动和土地予以替代是理性的行为。这可以解释一些旨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在广大的农村普遍推行，可能是由于增加的收益不足以抵偿成本的上升，大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地区维持了较多劳动、较多土地对资本的替代，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这样的替代越为明显[18]。
（3）中的Z可视为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H/эZ<0，更为确切的分解为эH/эt<0，эH/эp2<0，эH/эPR<0，эH/эe>0 。第一项负值表明，农业生产的费用负担越重，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越少，或者说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越小。第二和第三项负值表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越高，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净收入越高，农民保有的土地将越少，实施流转的土地越多。第四项正值则表明，土地为农民提供的非货币效用越多，农民保有的土地越多，实施流转的土地越少。
而分别决定这四个外生变量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① 农户的费税负担和费税制度改革的情况。政府从1998年致力推行的农业生产费改税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积极性不足而作出的政策调整。
②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尽管稳定的地权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但对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姚洋，2000；罗伊·普罗斯特曼等，2001）。从土地流转角度看，高频度的的土地调整等于对农业生产征收一种随机税。所以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对出让方和受让方都是重要的保障。它使前者减轻失去土地的担心，后者则更有动力对农业生产进行长期投入，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
③村集体的政治决策。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产权的界定是：1984年的《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1988年修改的《宪法》补充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国有城镇土地有了转让程序和办法，农村集体土地仍然没有转让的程序和办法，没有形成规范的使用权流转制度。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又是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以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将明显地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目前土地流转的各环节来看，行政操作的痕迹不仅清晰可见，而且在有些地区构成整个变革的“主线”[19]。另一方面，即使这种流转完全出于自发，依旧离不开行政审批认可这一程序。没有规范的程序和办法可依，在为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隐患的同时，也给村干部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所以，如果考虑游说村干部的费用以及流转合同的不完备，土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净收益将会下降。
④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从表4提供的数据看，现阶段土地为当地农户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效用非常显著。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两个功能越是显著，农户保有的土地量就会越多[20]。当然，随着货币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将随之提高，如果配以类似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展开，那么土地的这两个基本功能将会明显的退化，较多的土地也就不会迟滞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城镇化的进程在这些地区明显快于平均水平[21]。
四、关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函数的再讨论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农产品购销体制的逐步取消和商品市场的完善，目前大部份农村地区农产品需进入市场销售的份额占总产量的50%以上，少数地区达到80%左右，因此PA对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有显著影响[22]，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地区提倡开展农业产业化，旨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实行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经营（焦必方，1998）。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如何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则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
仅从（1）到（3）式看，随着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技术进步因子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投入量都会增加，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上升则减少两者的投入，所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对土地投入的影响取决于各要素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哪个更为显著。前文设定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虽然使讨论易于展开，但并不能清楚的解答这一问题。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是，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劳动力机会成本极低时，劳动替代资本和土地几乎接近极限，而资本和土地则较多地表现为互补性[23]。
Ⅴ结论和体会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仅从效率角度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确实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要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和规范的流转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阶段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导致了流转程度在不同地区的差异。
在利用一个农户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指出了哪些制度因素限定各外生变量从而影响农户的微观决策。如果确实承认农户的决策是面临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那么那些旨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而限制或强制土地流转的措施就可能反而有违于初衷。在农村的各项改革中，打破那些限制农民实现潜在效率的滞后制度，供给那些确实无法由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当然，将更多的篇幅留给分析文章的不足和学习的体会，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或许更有价值。
这篇论文的最初想法是利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象。但是进一步的文献阅读尤其是实地访问和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虽然一些地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取得很好的经济绩效，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未在所有农村展开，即使一些地区的政策允许或鼓励农民进行土地租赁和转让，但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的事实促使我们从农户的微观决策角度去思考哪些因素影响农民保有和流转土地。
文中建立的模型主要是受到贝克尔家庭生产模型的启发。在这类模型中，行为人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身，但是为了使分析更为直观，我们暂且用货币收入替代了闲暇和商品的消费。而为了体现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市场缺乏，我们选用了分别用p1和p2描述了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得到的结论和预期相一致。
模型的改进工作还有很多。首先是生产函数的简化。劳动和资本与土地之间的互补和替代性没有清楚地分解开来，这使得影响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制度因素最终如何影响土地投入的分析缺乏说服力。短期内将资本略去是明智的做法，生产函数设为里昂惕夫型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其次是涉及多个变量的偏微分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全微分后利用矩阵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更加合理。
另一个缺憾是，文中的理论推论虽然大部分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支持，但就针对模型本身而言，缺乏一个统一的计量模型对推论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数据处理的技术能力。最后，如果确信社会的公平不是皇帝的新装，那么对土地流转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确实应该从公平角度进行不偏不倚的考察。以上几个方面让人想起了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写道的：经济学可以分解为精神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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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W．Schultz，1967：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3]Gary．S．Becker，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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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989，“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等，载《财产权力和制度变迁——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5] 文贯中，1989，“发展经济学的新动向——农业租约与农户行为的研究”，载《当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商务印书馆
[6] 林毅夫，1991，《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7]罗伊·普罗斯特曼等，1996，“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载《中国农村观察》，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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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守英，1997，“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来自农村的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 秋季
[10] 石磊，1998，《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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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姚洋，1998，“农地制度和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观察》1998.6
[13] M·吉利斯等，1998，《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焦必方，1998，《农业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5]姚洋，1999，“非农就业结构和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载《中国农村观察》1999.2
[16]姚洋，2000，“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7]罗必良，2000，“农地经营规模的效率决定”，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5
[18] 张五常，2000，《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
[19] 李善同，2001，《中国加入WTO后的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报告》，“WTO与中国：政府角色的转换”研讨会
[20] 杨学城，罗伊·普罗斯特曼，徐孝白，2001，“关于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1
[21] 张忠根，史清华，2001，“农地生产率变化及不同规模农户生产率比较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1
[22] 刘红梅，王克强，“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2
[23]陈庆根，廖西元，2001，“优质水稻生产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评价”，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3
[24]查金祥等，“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运行现状的调查报告”，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8
[25] 林毅夫，2001，“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中国宏观经济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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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课题“西部开发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载《管理世界》2001年1月
[2] 见“胶东半岛上的第三次土地革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9日
[3] 见《2001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4] 杨学城，罗伊·普罗斯特曼，徐孝白，“关于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评估”，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1月
[5] Li, G. , S. Rozelleandl. Brandt , 1998, “Tenure, Land Rights, and Farmer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1998):63-73.
[6]见 复旦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2001年7~8月
[7] 刘红梅，王克强，“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2月
[8] 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V·W·拉坦，宾斯旺格，1978）。
[9] 理论届当时对此的讨论和分析有许多，例如罗必良，“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与实证分析”，载《农经理论研究》，1991年5月；陈健，“规模经济质疑”，载《农村经济文稿》，1987年12月
[10] 据统计资料计算，在1978-1999年间，仅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增加量（9877万人）一项，就占全国非农产业中劳动者增加量（25259万人）的39.1%。如果再把农民在其他载体（如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独自进城当合同工、临时工、保姆，经商等）中从事非农活动考虑进去，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更大了（林毅夫，2001）。
[11] 这个论断建立在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基础之上，现实中的土地调整可能是频繁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12] 闲暇和商品的消费也可以为农户带来效用，但此模型中T是指可用于劳动的全部时间，所以闲暇已经隐含在初始假定中，而其他商品的消费可由货币收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效用函数的线性形式则表明，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以及货币收入的两种不同来源之间是明显的替代性，这样的假定值得讨论，但确实使运算简化。
[13] 1999年中国农业的受灾面积达到49981千公顷，成灾面积26731千公顷，占受灾面积的53.5%，历年的统计数据则说明，每年的成灾面积的占粮食播种面积的21%左右（《中国统计年鉴》，2000）
[14] 杂交水稻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例子，新品种的开发和无土技术的采用也体现了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
尽管定量的技术进步因子数据尚未得到。
[15] 虽然α+β+γ的值与1的大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特征，但根据大量国际和国内经验研究的结果看，没有理由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显著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罗必良，2001）
[16]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果树开发大户和种粮大户一般都得到了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资助。
[17] 例如对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观察结果看，已有20%左右的农户放弃了农地经营（史清华等，2001）
[18] 见M·吉利斯等人关于传统农业的考察（M·吉利斯等，1998）
[19]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反租倒包”等形式往往就由村集体发起。
[20]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最大的愿望。
[21] 例如在上海郊区，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普及，宝山、奉贤等区县的农民普遍将土地出租给外地来沪人员经营。而上海在98年至今，已经先后有4个县进行撤县设区。
[22] 例如优质水稻价格每递增10%，每公顷水稻的利润平均增加1300元左右（陈庆根等，2001）。
[23] 例如在一项对1978年至1997年粮食生产函数的回归来看，化肥的产出弹性为30.9%，土地的产出弹性为70.9%，而劳动的边际贡献几乎为零（石磊，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