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有的人以为，在有的地方，改制的程序还是不错的，这些不错的改制，无非是用了拍卖的程序，用了市场交易的手段[5]。他们忘记了，国有企业正是被他们自己定义为不可交易：如果存在针对国企产权的交易方式，还要改制做什么[6]？。所以说，已有的改制，不可能存在程序正义。不存在程序正义，却用霹雳手段强行将财产权利分配给了某些私人所有，这就是国企改制。在已经改制的地方，效率似乎不错[7]，但经济学家忘记了还有一个成本没有计算：关于这些财产分配的争议。不许争议不等于不存在争议，争议的声音被压抑也不等于不存在争议，郎咸平一颗小火种，这争议一下就爆发出来。如果争议不可以用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只能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学家曾经建议，通过法律途径降低社会争议的交易成本，甚至有人建议，建立法律追溯制度，降低侵吞国有资产的可能性[8]。这些经济学家竟然不清楚，法律的正义完全来自程序的正义，法律并不裁判权利的分配结果是否公平，法律仅仅裁判权利的转移过程是否公平。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它的财产权利转移不可能得到了合法的授权，任何国企改制过程就不可能在形式上合法。这就是科斯所说的，“权利调整”根本就不应该开始。
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工具，使经济学家可以看清国有企业的弊病。但制度经济学同时提供了国有企业改制之难的解释：权利调整虽然可能提高效率，但权利调整本身的交易成本可以使这种效率提高永远都无法实现。这不是我的推论，而几乎是科斯的原话。科斯似乎预见了国企改制的麻烦。制度经济学无法用来改制，因为它只有解释经济现象的功能，没有其他的功能。产权理论可以几乎完美的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多的毛病，但产权理论同时也解释了，要改变客体的产权不清晰状态，有时候我们根本做不到。
薛兆峰说：“只有帮助建设这条高速公路的才是好猫”[9]。薛兆峰先定义了国有企业没有财产转让权，却要请大家帮忙，将不可转让的国企转让给私人，这实在强人所难了。皇帝没有衣服，叫人说什么？
市场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祖先并不知道公平交易会产生效率，他们只知道，哪怕是要得到一根葱，也应该公平交易。国有资产那么大一笔财产，当然应该公平交易。正是无数的公平交易，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市场。我们不需要知道改制有什么“长远利益”或者“根本利益”，我们只需要知道改制必须程序正义。接受市场就必须接受一个基本原理：过程比结果重要百倍。
[1] 薛兆峰：“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
[2] 周其仁教授（如《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对此有详细论述；薛兆峰也说过，国有企业不可转让。
[3] 薛兆峰：“把亏损国企送出去” 《制度主义时代网站》2004年2月23日
[4] 薛兆峰：“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 《南方周末》2004年9月9日
[5] 曹和平：“透视郎咸平现象”《凤凰网站》
姚洋：“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读书》2005年第六期
[6] 周其仁说，国企的产权不完整，关键在没有交易权。张维迎则干脆将国企定义产权为不可转让（“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 《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7] 张维迎：“国企改革是国人的共识” 《证券市场周刊》 2004年9月8日
[8] 曹和平：“透视郎咸平现象”凤凰网站
[9] 薛兆峰：“国企争论失了重心” 《财经时报》200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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