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三、定位与复位后目前争议问题之解决
解决了城市社区的定位与社区组织的复位问题后，城市社区就会走向良性发展轨道，而当前困扰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基层行政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1、居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与社会化问题
既然居委会作为社区的主导组织是居民的的自治组织，是社区的代言人，那么居委会的成员必须严格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选举产生，并且必须是本社区的居民。目前的“街聘”居委会“干部”和事业单位编制干部及由非本社区居民担任居委会成员都是不适宜的。关键是居委会组成人员的“干部”身份的改变就会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组织的认同感，提高社区组织的“合法性”。
2、关于社区建设中的“议行分立”问题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可见在社区中居民会议是议事和决策的机构，而居民委员会即是居民会议的常设和执行机构，因此没有必要再设什么社区议事会来作为社区的议事和决策机构。社区议事会作为由社区内有影响力的人士和社区活跃分子构成的组织只能对居委会起建议、咨询和监督的作用，而决不能让其代替居民会议的最终决策权。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的居民议事会俨然代替了居民会议，同时居委会人员还常有这样的抱怨：“议事会也不敢多开，多开怕闹麻烦”。之所以实践中居民议事会权力越来越大，居民越来越对之认同，正是因为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度不够，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另外选择居民代表参加议事会制约监督居委会，一旦居委会复位后，居民对之认同度会迅速提高，那时居民就会认为进入居委会的人员都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居民，因此就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议事机构了，因为居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委员会，是居民会议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虽然居委会作为居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相对于居民会议属于执行层，但这并不意味着居委会对于社区建设的诸多事项必须亲力亲为。在居委会的工作中还可以有个组织管理与具体操作的分离，居委会囿于人力、精力、知识的有限，可以将社区建设中具体操作性的工作通过市场化的方法或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法将其分离出去，或者考虑在居委会下设一社区工作委员会专门承接居委会分离出来的具体操作性工作，这个委员会中的成员称作社区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他们可以而且应该专职化和社会化，但他们一定要由居委会来聘用和管理，再不能来个什么“街聘”或事业干部编制了。经费由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向居民筹集。3、关于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关系问题
目前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实际上形成了双向依赖的行政隶属关系，一旦我们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将居委会复位于其自治地位，行政隶属关系必将予以冲破。
社区定位与社区组织复位后，街道办事处就不用再承担社区建设的直接主体组织的角色重任了，它就可以专心履行其政府职责而将组织开展社区服务、进行社区建设的任务交给居委会为主导的社区组织，但街道办事处仍是社区建设的一个主体，它社区建设上负有的职责主要是监管、支持和催化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社区自治和社区建设，它要为社区内居民提供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居委会回复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后就可以从政府行政事务中撤离出来，专注于组织开展社区建设。
当然社区建设的进行离不开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一种法定的不能附带任何法外条件的支持，例如对居委会的经费支持，当然这种经费的支持不能再象以往那样，而应该法制化，由法律或法规规定政府对社区建设所需经费的比例额度；另外还要支持居委会依照居民会议的决议向社区内居民收取有关费用的行为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也需要居委会的配合与支持，但这种配合与支持基于一种平等地位的协商和法定的义务，这其中再没有硬性的摊派。
如此一来有人担心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会无从开展，而居委会的工作也会一塌糊涂，其实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政府行政本来就应该是政府公职人员去具体推行的，目前街道办事处这种任何工作都依靠居委会来推行，甚至用居委会人员代替了国家公职人员的状况，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居委会复位后会逐步使之恢复常态。当然由于当前单位体制解体、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街道办事处面临很大的压力，是有点忙不过来。但居委会的复位与社区的定位着实又为街道办事处转变职能提供了新的契机，街道办事处正好可以趁机理清一下其应当承担的职能，改变其无所不管的“全能”状态，将政府不应管也管不好的事让社会让市场去管。同时可以适当改变区政府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如果区政府的工作都通过街道办事处分解了，那么区政府就可以适当精简而街道办事处就可以适当充实机构。同时还应注意在街道办事处的层面要严格政企分开，目前的街道办事处由于不是一级政府没有自己的一级财政，其所需经费由区政府（或市政府）划拨，而下拨的经费往往是街道办事处所需经费的九牛之一毛，因此每个街道办事处基本都有自己用于创收的企事业实体。政府（街道办事处是准政府）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一定要政企分开，不要搞得街道办事处的主要领导整天象企业家一样为街道集体企业拉业务做决策，好象创收成了街道办事处的主要事务。如果真正做到了政企分开，街道办事处会减轻很多压力。正因为在街道这一级政企不分现象仍然很严重，致使街道办事处干部忙于创收，才造成基层行政不力，进而向下摊派工作。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要增加区政府或市政府对街道办事处的财政拨款保障，因为在实践中区政府对街道办事处的拨款往往仅仅够发人头费，迫使街道去创收。在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关系上一定要突破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以为一旦让居委会真正自治了，一旦让居委会人员脱离了政府的直接控制，好象居委会必然要与政府作对似的。好象必然要天下大乱。其实居委会作为社区组织就是应该代表社区与政府进行互动，与政府相对而存在，“相对”并不必定是相对立，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相对”，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立”才是正常的，因为居委会作为基层社会的组织就应该代表基层社会对政府对国家机关起到一定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当然这种“相对”也有相互支持的一面。其实两者的关系由法律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会出现居委会成心要与政府对立的可能，街道办事处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实现对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的规范与管理。4、居委会和其他社区组织的关系
既然居委会是社区内的涵盖所有成员的自治组织，那么社区内其他的自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和其他的各种兴趣爱好组织在事关社区全体成员的利益的事情上必须服从居委会的指导和协调。社区内其他各类自治组织的组织活动必须接受居委会的监督和协调，它们和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发生纠纷居委会也有调解和协调的权力和义务。
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很明确，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是为社区内居民提供事关全体居民利益或经全体居民（形式上）一致同意的公共服务的，而物业公司只是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商业组织。
5、社区内党组织与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的关系
由于社区内的党组织在实际中与居委会同构是导致居委会一直被街道办事处强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在居委会复位后就需要改变目前这种社区内党组织与居委会完全同构职责不分的状况。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执政表现是领导政府，如果党组织能通过对社区组织自治的支持获取社区组织的自觉的高度认同，就相当于在新时期又找到了一条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渠道，就会不断扩大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地位。因此在社区建设中基层党组织要主动自觉的支持居委会开展自治、开展社区建设，而不能一味的“配合”街区的党政机关对居委会下达什么行政硬任务。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街道党工委工作观念和工作方式的相应转变，而街道党工委的改变又对应于街道办事处在社区中角色职能的转变。在当今中国有人认为循名求实不可得，依实求名亦不可得。这在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正是这普遍的名实日渐疏离（虽然其中蕴藏着变革的巨大张力）使我们进一步改革难以有清晰的路径可选择。我认为在社区建设这一问题上应当遵循正名求实----定位与复位这一简单的路径进行，这也是一种高效而又低成本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虽然需要突破种种观念与现实的重重障碍，但其还是一条相对容易的渐进改革之路。中国的任何改革，包括社区建设都应走渐进改革之路，都应力求先在既有法律体系既有体制框架内寻出路，一旦既有的法律体系和既定体制框架内没有了出路，才寻创新突破，这是考虑到比较成本效益的理性的明智之举。在城市社区建设这一问题上既然一部《居委会组织法》提供的基本框架就可以解决诸多的问题，我们又何必还要浪费人、财、物、时间和精力去另辟蹊径呢？
注释：
1，见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课题组编《中国城市社区党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6，见雷洁琼主编《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页
3，见桂勇、崔之余著《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J]载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年第一期第38－42页
4，见王思斌著《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中介组织的培育》[J]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第5－8页
5，见张明亮著《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和推进》[J]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第1－3页
7，参见吴刚著《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与城市社区建设》[J]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第14－16页
8，见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59－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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