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人力资源配置及效率比较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4
三、发展战略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上述人力资源利用政策和制度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并一直实施到1978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密不可分的。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偏重沿海和外向的局面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状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并以此来实现农业的改造，到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个以高速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苏联的榜样作用，以及当时国际环境所导致的国家安全考虑外，主要是受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影响。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当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5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排居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居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排则位次很落后。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发电量448千瓦/小时；而同期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发电量13千瓦/小时。[12] 我国不仅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业尤其落后，而这是当时战争中最致命的经济弱点。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3] 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根本原因。
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以全国各个行业投资为100）
部 门|“一五”时期|“二五”时期|1963-1965年|“三五”时期|“四五”时期|“五五”时期|1953-1978年
轻工业| 6·4| 6·4| 3·9| 4·4| 5·8| 6·7| 6
重工业|36·1|54·0|45·9|51·1|49·6|45·9|51
资料来源：彭敏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958年到1981年间，我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3905·68亿元，其中重工业为3467·34亿元，轻工业为435·34亿元，而同期工业职工人数增加3879万人，其中重工业职工增加2323万人，平均每增加一名职工需投资1·49万元；轻工业职工增加1556万人，平均每增加一名职工需投资0·28万元。另据统计，每百万元固定资产和资金所容纳的劳动力，重工业为94人，轻纺工业为257人，而属于手工业的工艺美术、服装、日用五金、皮革四个行业则平均为800人。[14]
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具有建设周期长、初始投资规模大、资本密集度高和投资回报期长四个特点。如果说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当时重工业过于薄弱而优先发展是合理正确的，那么以后20多年间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绝对化并走向极端，则使得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受到较大抑制。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这又加剧了农业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另一方面，工业人口增长过慢，又使得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非常缓慢。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高积累，自然要实行低工资政策，加上轻工业薄弱和消费品供应不足，城镇的第三产业发展也非常缓慢，部分行业甚至萎缩。据国家统计局对74个城市的调查，每万人所拥有的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数量变化如下：1949年为47·6个，1952年为67·2个，1957年为26·4个，1962年为13·2个，1965年为9·5个，1978年为10·8个。[15] 1978年与1952年相比，农、工、商就业者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为：农业劳动者由83·5%降至73·8%，工业由6%上升为12·5%，而商业则由4·7%降至3·2%。
四、1978年以前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的后果
上述的人力资源配置政策和制度，固然可以保证国家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战略，但是却无助于“赶超”战略的实现，因为第一，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长期被强制滞留在人均资源短缺、效益低的农业，采取什么制度也不能有效，农业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约束型”的波动；第二，国家通过高积累政策将有限的剩余主要投到重工业，使得本来就稀缺的资本利用率降低，投资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也不利于扩大工业就业者，这实际上降低了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速度。从60年代以后，工业的发展不仅不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甚至不能大量吸纳有限的城市新增劳动力，城市的就业压力越来越严重，直至政府采取将城市青年大规模下放农村的劳动力“逆向流动”政策。下面的表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人力资本在三个产业中配置比重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
1952-1977人力资源配置变化情况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A|B|C||就业人员构成：A|B|C||就业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B|C|
1952|50·5|20·9|28·6|83·5|7·4|9·1|198·0|928·0|1030·8
1953|45·9|23·4|30·8|83·1|8·0|8·9|213·0|1127·7|1324·5
1954|45·6|24·6|29·7|83·1|8·6|8·3|216·0|1130·9|1408·2
1955|46·3|24·4|29·3|83·2|8·5|8·3|226·5|1175·0|1440·6
1956|43·2|27·3|29·5|80·5|10·6|8·9|239·5|1148·5|1488·0
1957|40·3|29·7|30·1|81·2|8·9|9·9|222·8|1498·8|1362·5
1958|34·1|37·0|28·9|58·2|26·4|15·4|288·0|687·4|923·7
1959|26·7|42·8|30·6|62·1|20·5|17·4|236·1|1148·3|965·1
1960|23·4|44·5|32·1|65·7|15·7|18·6|200·5|1596·9|970·2
1961|36·2|31·9|32·0|77·1|11·0|11·9|223·6|1380·0|1281·2
1962|39·4|31·3|29·3|82·0|7·8|10·1|213·1|1767·3|1286·9
1963|40·3|33·0|26·6|82·4|7·5|10·1|226·7|2027·9|1223·7
1964|38·4|35·3|26·2|82·1|7·8|10·1|245·4|2383·9|1360·6
1965|37·9|35·1|27·0|81·5|8·3|10·2|278·6|2534·5|1583·8
1966|37·6|38·0|24·4|81·4|8·6|9·9|289·3|2763·9|1539·0
1967|40·3|34·0|25·8|81·6|8·5|9·9|284·1|2295·5|1499·5
1968|42·2|31·2|26·7|81·6|8·5|9·9|278·9|1984·9|1449·5
1969|38·0|35·6|26·5|81·5|9·0|9·5|271·7|2303·1|1632·0
1970|35·2|40·5|24·3|80·7|10·1|9·2|285·5|2622·0|1727·8
1971|34·1|42·2|23·8|79·6|11·1|9·3|291·3|2595·3|1741·5
1972|32·9|43·1|24·1|78·8|11·8|9·4|292·9|2566·2|1793·8
1973|33·4|43·1|23·5|78·6|12·1|9·3|314·9|2644·3|1885·7
1974|33·9|42·7|23·4|78·1|12·4|9·5|323·9|2565·6|1842·2
1975|32·4|45·7|21·9|77·1|13·2|9·6|330·1|2700·5|1782·8
1976|32·8|45·4|21·7|75·7|14·2|10·1|328·9|2418·5|1636·8
1977|29·7|47·1|23·4|74·4|14·6|11·0|321·6|2630·9|1726·9
A为第一产业，B为第二产业，C为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构成的总量均设为100，就业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8、2001年卷整理。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人力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很缓慢，26年里第一产业下降了17·7个百分点，但是就业者比重仅下降了9·1个百分点，同样，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26·2个百分点，但是就业者比重仅上升了7·2个百分点，这并不是因为农业的经济效益或其增长速度高于工业，使得劳动力有意滞留在农业，26年里，农业劳动者的年人均GDP仅增长了62·4%，而工业劳动者的年人均GDP却增长了1·84倍。仅从上表所显示的人力资源配置变化，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虽然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并不算慢，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多，与世界发达国家、港澳台以及部分周边国家的差距拉大。
尽管长时期内有80%左右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并且长期推行“以粮为纲”政策，但是到1978年为止，仍然没有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尽管这期间品种改良较快，化肥、水利设施等增加较多，但是由于体制的束缚和就业人口的增加，每个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则呈下降趋势，下面是部分年份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年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净产值（元）|年产粮食（公斤）|提供商品粮（公斤）|粮食净商品率（%）
1953|201|897|188|21·0
1957|207|949|165|17·4
1962|208|749|121|16·1
1965|272|827|143|17·3
1970|283|854|150|17·5
1975|329|950|147|15·4
资料来源：许涤新主编的《当代中国的人口》，第2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另据麦迪森计算，在1950年至1973年间，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每工作小时GDP）为100，日本由16增长至48，苏联由24增长至28，捷克斯洛伐克由29增长至34，匈牙利由21增长至28，波兰由19增长至24，韩国由10增长至14，台湾地区由9增长至18，而中国则由7降至6。[16]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这23年间是在扩大的。
应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充分注意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基本国情的，毛泽东也是试图最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丰富来替代资本短缺的，“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关于兴修水利、农村大办工业以及群众运动的建设方针，都反映出他试图调动和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样，“文革”期间兴起的“农业学大寨”、“社队企业”、“五七”工厂，都是想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来加速经济发展；至于10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更是在城市解决不了就业的情况下，将这些劳动力投入到农村，既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又以为会通过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产出。
但是，1978年以前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许多家庭妇女也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城市失业青年转移到边疆和农村），如前所述，却没有创造出应有的效益。究其原因，一是我们没有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廉的优势，当然其中也有外国敌视和封锁我们的原因。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生产要素的配置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不仅劳动者个人没有择业和流动的自由，甚至农村公社、企业也没有自主转产和决定工资的自由，由于劳动者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农村社员吃公社的“大锅饭”、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生产效率自然就受到影响。三是高度集中的决策系统和责、权、利分离的决策机制，使得重大经济决策的科学程度大大降低，大量的人力投入被浪费，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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