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谁来装备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纺织服装业可谓是中国比较优势体现最充分、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部门。但是，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纺机产品来自于国外。2002年，我国从53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了纺织机械产品，其中日本、意大利、中国台湾、韩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纺织机械产品都超过了1亿美元（参见“我国主要纺织机械进口来源比较及分析”，摘自“锦桥纺织网”）。而2003年上半年共进口纺织机械及零件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参见“国产纺机技术滞后 进口量不断攀升”，摘自“国家机械网”，2003年9月19日）。从总量上看，中国无疑是纺机生产大国，也是纺机进口大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产品竞争力上讲，中国还不是纺机强国。
中国纺机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如何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德国纺机业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不足，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也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调整和发展的方向。德国纺机业的经验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让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消除一切阻断市场机制的制度性障碍。相对于其它制造业部门来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还很高，东北地区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基地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尽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是新增制造业投资还是更多地转向了进口装备和流水线，特别是在数控机床、柔性流水线等高端产品市场，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生产设备在性能、加工精度、可靠性、数控化和模块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国内装备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国内贸易与投资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国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是国内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地方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灰色交易”阻断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长期占据国内装备市场的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尽管有政策“保护伞”的庇护，有国有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融资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但却没有能够发展和演化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新的竞争形势，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在同装备制造业强国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让所有的战略投资者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毕竟产业竞争力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形成的。
第二，必须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大约20年，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新兴工业化国家为40~55％）。我国企业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0％。机械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到20年，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比重只有5％左右(参见周喜安、蔡萍“着力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刊于2003年2月13日“经济日报”)。
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可持续性是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根本标志。中国在装备制造领域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是“后发优势”的充分体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也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完成技术的升级和经济赶超的任务。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依托前苏联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力建立了完整的装备制造体系和技术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阶段，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力度，还必须改革现行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能够从整体上带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的技术引进、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改造和技术转让等项目，国家应给予倾斜性的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产、学、研的密切结合和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发挥政府在基础性研究、共用性强的应用技术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风险较大的技术研究等领域的支撑作用；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并将工作重点放到引进技术的消化、管理、人才培养和再创新上来；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装备制造业，并建立面向中国、面向全球的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基地，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联合开发。
第三，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多数装备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组织形态，推动装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原则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要鼓励外资和民营的装备制造企业参与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改组改造，特别要注重利用资本市场在兼并、重组和联合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政府要为装备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业务重组、产业链重构和组织体系重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企业“瘦身”过程中社保体系的建立，以及大量冗员的身份转换和再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鼓励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生产。资本的自由进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公民的守法意识、政府与社会的诚信度、融资渠道与成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中介的自组织能力、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商务成本高低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投资环境还急待改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能否迅速融入全球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当中，将决定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前景，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下，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投资项目中的技术要求条款和国产化比例等限制性政策将被禁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放松对跨国公司战略性投资的限制，允许跨国制造企业在华设立独资企业（实际上，这也是它们能否将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与国内装备制造业进行共用技术和先端技术的联合研发；鼓励跨国公司兼并、重组与联合国内装备制造业，将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纳入其全球化体系当中。
第五，为产业集群式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集群式发展已经被实践证明其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如辽宁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机床制造，苏南的棉纺机制造，浙江台州的模具制造业等），大多形成了集群化发展的产业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这与我国许多低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服装、打火机、鞋类、箱包、皮革、丝绸、玩具）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比较成熟相比，还存在较大落差。为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政府应该从软、硬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建设方面，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土地使用、专业市场建设等方面，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软件”建设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创造宽松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要为关键性“龙头企业”安家落户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为配套企业的战略性投资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保护知识产权，推动共用技术的研发和成果扩散，规范竞争秩序，这是吸引高技术含量的装备制造企业区域性集中的重要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实践已经证明，人才的正常流动是技术扩散的有效载体，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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