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视角看强制性信息披露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14
【摘要】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阐述了上市公司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理论依据，并在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结论，应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监管，构建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补充的信息披露机制才是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根本之策。
【关键词】强制性信息披露 市场失灵 信息不对称 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意义
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具有透明度和充分含量的信息，而信息的经济意义在资本市场上也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即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获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在市场上流动的众多信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其披露日益受到各方关注，这是因为信息的披露不仅对行业监管、公司自身的稳定、社会资源的趋利性流动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直到最终达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人们区分效益良莠的企业、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财务信息，以便做出合理决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透明、公正的信息是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政府又是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而应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措施规范信息的披露,以保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
二、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经济学分析
（一）市场失灵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只要给公民追求自利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达到最大福利(亚当.斯密，《国富论》)，政府只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明晰产权以及监督合约履行等手段保证经济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而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存在使市场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会计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指财务报告在无管制状态下的信息产出在帕累托法则意义上并非最佳(Watts和Zimmerman,1986)，或者说，由财务信息市场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是不公平的。出现市场失灵 [1]的原因之一在于，上市公司（信息生产者）对其自身信息的垄断性，如果不对信息披露进行管制，这种情况就会为压缩信息的生产并为持有信息而获得垄断利益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当市场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时，人们总习惯寻求政府的庇护，强制性信息披露发挥着类似政府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缩短上市公司自愿信息供给与投资者信息需求期望间的差距，并维持一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性水平。
（二）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根据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当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会计信息市场的供需达到一般均衡（MR=MC），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将是最优的，社会处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竞争市场中，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及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 [2](public goods)，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好处并不能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所独享，而财务报告的提供者上市公司却不能要求那些“搭便车者”支付信息提供成本，信息一旦生产和披露，根本不能阻止和排除没有分担成本的信息使用者进行消费，“免费搭车者”能够不花任何成本地使用这些产品，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并无动力提供更多的信息，信息的生产动力不足，导致了外部性(externalities)，外部性的结果会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并使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背离，使得生产者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动机非常有限，“帕累托最优”无法实现，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强制性披露）来加以纠正。
（三）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的两个典型后果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970年Akeflof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提出了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adverse selection)的先河。他认为，由不对称信息导致的次品逆向选择是由于有信息的个体依赖于他的私人信息的贸易决策影响不拥有该信息的市场参与者而引起的，即买者对所购买的商品的知识少于卖者，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上质量的恶化，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合同达成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而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
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从会计信息的拥有程度看，经营者作为代理人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成为企业的“内部人”，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相比，经理人拥有较为完全的内部信息，而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作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成为了“外部人”，在信息掌握程度上处于弱势。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都无法确知，也无法预先判断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能满足其需求，最终买到的可能只是仅有少许价值或毫无价值的“旧车”。同时从双方的价值取向来看，上市公司经理人的目标也往往与股东的目标偏离，股东关心的是投资回报最大化，并希望能够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使其向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倾斜，而经营者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但却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因此，作为经济理性人的经营者，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更看重短期经济利益，利用手中的“暂时控制权”只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也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即经营者为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而操纵信息生成，甚至对有些不利信息不披露或提供虚假信息。
【关键词】强制性信息披露 市场失灵 信息不对称 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意义
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具有透明度和充分含量的信息，而信息的经济意义在资本市场上也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即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获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在市场上流动的众多信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其披露日益受到各方关注，这是因为信息的披露不仅对行业监管、公司自身的稳定、社会资源的趋利性流动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直到最终达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人们区分效益良莠的企业、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财务信息，以便做出合理决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透明、公正的信息是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政府又是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而应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措施规范信息的披露,以保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
二、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经济学分析
（一）市场失灵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只要给公民追求自利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达到最大福利(亚当.斯密，《国富论》)，政府只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明晰产权以及监督合约履行等手段保证经济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而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存在使市场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会计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指财务报告在无管制状态下的信息产出在帕累托法则意义上并非最佳(Watts和Zimmerman,1986)，或者说，由财务信息市场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是不公平的。出现市场失灵 [1]的原因之一在于，上市公司（信息生产者）对其自身信息的垄断性，如果不对信息披露进行管制，这种情况就会为压缩信息的生产并为持有信息而获得垄断利益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当市场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时，人们总习惯寻求政府的庇护，强制性信息披露发挥着类似政府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缩短上市公司自愿信息供给与投资者信息需求期望间的差距，并维持一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性水平。
（二）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根据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当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会计信息市场的供需达到一般均衡（MR=MC），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将是最优的，社会处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竞争市场中，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及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 [2](public goods)，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好处并不能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所独享，而财务报告的提供者上市公司却不能要求那些“搭便车者”支付信息提供成本，信息一旦生产和披露，根本不能阻止和排除没有分担成本的信息使用者进行消费，“免费搭车者”能够不花任何成本地使用这些产品，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并无动力提供更多的信息，信息的生产动力不足，导致了外部性(externalities)，外部性的结果会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并使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背离，使得生产者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动机非常有限，“帕累托最优”无法实现，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强制性披露）来加以纠正。
（三）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的两个典型后果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970年Akeflof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提出了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adverse selection)的先河。他认为，由不对称信息导致的次品逆向选择是由于有信息的个体依赖于他的私人信息的贸易决策影响不拥有该信息的市场参与者而引起的，即买者对所购买的商品的知识少于卖者，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上质量的恶化，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合同达成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而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
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从会计信息的拥有程度看，经营者作为代理人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成为企业的“内部人”，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相比，经理人拥有较为完全的内部信息，而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作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成为了“外部人”，在信息掌握程度上处于弱势。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都无法确知，也无法预先判断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能满足其需求，最终买到的可能只是仅有少许价值或毫无价值的“旧车”。同时从双方的价值取向来看，上市公司经理人的目标也往往与股东的目标偏离，股东关心的是投资回报最大化，并希望能够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使其向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倾斜，而经营者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但却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因此，作为经济理性人的经营者，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更看重短期经济利益，利用手中的“暂时控制权”只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也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即经营者为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而操纵信息生成，甚至对有些不利信息不披露或提供虚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