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公司治理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14
[摘要]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但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使得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也使得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下治理结构的缺陷，并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出了改进意见。
[关键词] 国有股 股权分置 公司治理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一、 引言
作为转轨经济过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人为改制而成，而非古典企业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也并非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同时，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国家在股权安排上分别设置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目前，在我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64%属于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其余为能够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股票构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权分置态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和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但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既不合理，也不规范，进而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股权分置还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机制，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完全不协调甚至对立的状态，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管理行为严重扭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便难以发挥作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就无法谈起。
二、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一般性分析
通俗地讲，股权结构就是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即股权集中度。而严格的公司治理定义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1）。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的整个制度安排中，可以被视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股权结构（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费方域，1998）。在股权高度集中（日德模式）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作为拥有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或减少内部人控制，改善公司经营管理（Li,2000），但解决了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外部公众股东难以治理内部管理层的问题之后，又产生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在股权高度分散（英美模式）时，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分散化的投资者控制公司的问题，有效地保护以社会公众为主的小股东的利益，但小股东通常没有主动进行公司治理的动力，或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存在“搭便车”行为，因而公司的经营者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
三、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扫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属于高度集中的类型，这与日德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与英美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引进日德模式进行公司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的行为却与日德模式大股东的行为迥然不同，反倒表现出股权分散时的公司经营者行为。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公众流通股比重偏低的股权分置状况，违背了现代公司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的要求，必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1、 普遍存在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的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虚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国资委建立了以层级授权经营为特征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体制，但这些出资者代表既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投资者，也不是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因此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他们不可能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而作茧自缚。再加上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函数的差异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往往会为了各种自我目的而违背股东的利益（潘秀丽，2005），因此，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证，遑论中小投资者。
2、 股权集中度过高，呈现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结构
股权集中度过高主要是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重过大，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股权大量集中在产权残缺、行政负担严重的国家股股东手中，必然造成大股东监控的无效率，不利于公司经营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且有可能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而且也使得国有资产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此外，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还使得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公司外部市场机制的评价和约束功能被弱化。
[关键词] 国有股 股权分置 公司治理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一、 引言
作为转轨经济过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人为改制而成，而非古典企业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也并非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同时，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国家在股权安排上分别设置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目前，在我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64%属于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其余为能够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股票构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权分置态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和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但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既不合理，也不规范，进而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股权分置还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机制，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完全不协调甚至对立的状态，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管理行为严重扭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便难以发挥作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就无法谈起。
二、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一般性分析
通俗地讲，股权结构就是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即股权集中度。而严格的公司治理定义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1）。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的整个制度安排中，可以被视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股权结构（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费方域，1998）。在股权高度集中（日德模式）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作为拥有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或减少内部人控制，改善公司经营管理（Li,2000），但解决了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外部公众股东难以治理内部管理层的问题之后，又产生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在股权高度分散（英美模式）时，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分散化的投资者控制公司的问题，有效地保护以社会公众为主的小股东的利益，但小股东通常没有主动进行公司治理的动力，或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存在“搭便车”行为，因而公司的经营者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
三、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扫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属于高度集中的类型，这与日德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与英美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引进日德模式进行公司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的行为却与日德模式大股东的行为迥然不同，反倒表现出股权分散时的公司经营者行为。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公众流通股比重偏低的股权分置状况，违背了现代公司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的要求，必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1、 普遍存在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的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虚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国资委建立了以层级授权经营为特征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体制，但这些出资者代表既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投资者，也不是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因此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他们不可能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而作茧自缚。再加上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函数的差异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往往会为了各种自我目的而违背股东的利益（潘秀丽，2005），因此，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证，遑论中小投资者。
2、 股权集中度过高，呈现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结构
股权集中度过高主要是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重过大，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股权大量集中在产权残缺、行政负担严重的国家股股东手中，必然造成大股东监控的无效率，不利于公司经营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且有可能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而且也使得国有资产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此外，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还使得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公司外部市场机制的评价和约束功能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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