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3
二、外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再讨论
清代后期外币的流通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过去的评价很简单，认为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6]（第889页），"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表现"[9]（第90页），"是货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的表现"[10]（第121页）。由于外币的流通与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间存在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上述观点有着不可动摇的合理性。
一些外币本身便是对我国和我国周边国家侵略活动的产物。有的是殖民地货币，如港币、法光、日本台湾银行纸币；有的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如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却受其本国法律管辖，中国政府不能干预；还有在中国境内强行使用的，如八国联军时俄国在东北付出的卢布、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军用票。
在很多情况下，外币的流通范围与其母国在华势力范围重合，外币扮演着侵略活动的帮凶，是一种经济侵略手段。尤其是纸币，等于空手套取中国的财富，是不流血的经济掠夺。
外币的流通侵犯中国主权，加剧货币领域的混乱局面。在原有的银两铜钱外，又逐渐加入几十种外国银元和纸币交叉流通，它们与银两、铜钱、私票以及中国新式银元、铜元、纸币间的关系复杂，而且所有货币的流通都有相当的地方性。这加深了中国币制的长期不统一，成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严重障碍。
然而，讨论这一问题又需采取历史的、具体的态度。今天，人们习惯了货币主权观念，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决不应让外国货币自由流通，更何况晚清时期外币的流通经常是与侵略和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事情要复杂许多，至少要面对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有洋钱大量行用，此时中国还未进入"半殖民地化"过程；其二，外币中数量最多的鹰洋来自墨西哥，该国从未有侵略中国的行为；其三，在大部分情况下，外币是由中国人自愿而且乐意使用的，没有出现强迫或欺骗的情况，事实上，如果某种外币信用不好，它会很快被抛弃；其四，清政府对外币的使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的，或者说，多数外币在中国的流通并不是违法行为。要解释这些疑问仅仅用"侵略"、"半殖民地性"是不够的，结合货币制度的传统--近代转型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外币流行客观上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币制变革的要求。
清代币制是银（两）（铜）钱复本位（或称平行本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更经常地、在更大范围内、更大额度地使用货币，传统币制的缺陷决定了它愈发难以满足这些需要。首先是低效率，银两铜钱都缺乏一致性，银两成色不一，重量标准因地而异。铜钱虽有定制，实际的重量和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两者的总换比率又随行就市，波动频繁，而且大量携带都很不方便。其次，货币供应要取决于银铜两种金属的可得性，但中国产量有限，致使阶段性或地区性的货币短缺经常发生。尤其是东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货币供应长期不足。
有效交换手段的缺乏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交换的成本。变革币制，打破传统复本位制的藩篱势在必行。这时，出于先进货币制度的外币先是通过贸易、继而在炮舰和商业双重推动下进入中国，它们与传统货币相较，优势明显。洋钱是机器铸造的标准化银元，"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11]（第691页）。"（银两）轻重成色操于奸商之手，及洋钱流入，诸弊悉空，人情乐趋简易，故能风行一时，其实为乘我之虚"[1]（第749页）。外钞产生于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不但"无须较论成色，携带甚便"，优于金属货币，且依托新式银行，信用远胜旧式银钱铺的私票。而边疆地区货币短缺，外国货币不免乘虚而入。既然外币能够弥补传统复本位制的不足，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于是受到欢迎，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这是它们在中国流行的根本原因。而外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提高商业运行效率、增加货币供应的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币制改革运动迅速展开，新式银元、铜元和纸币陆续投入市场，其抵制外币的作用也逐渐显现，不过在辛亥革命前这种作用尚不十分明显。银元铸造权分散在各省政府手中，重量、成色彼此稍有差异，各省又限制他省龙洋的流通，致使"彼省之银元，流行于此省者须加贴水"，"民间显分畛域，仍不如墨银（即鹰洋）之南北通行"[1]（第807页）。至于各省之公私钞票尤其混乱，信用败坏，不但不能抵制外钞，反倒助长了外钞的势力。"外钞之所以盛行，其最大原因尚不在外钞之信用太好，实在乎本国钞票信用太坏。……为渊驱鱼，负责者盖有人焉"[12]（第897页）。
外币流行的另一个背景涉及主权观念。货币主权观念是近代货币制度的产物，中国人接受它是很晚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也有人质疑洋钱的流行，并非反对洋钱行用本身，只是不同意它溢价使用，认为这造成白银外流。光绪五年（1879年），法国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属安南即将铸造的银元在中国流通。曾纪泽还认为，"我国家于商民生计，纯任自然"，只要百姓自愿行用，"事苟便于民生，一任流通，未始不足与钱法相辅"[1]（第720页）。曾氏曾出使英法，见过世面，清廷颇为倚重。他尚作如是想，可见当时国人何等缺乏主权观念。19世纪80年代以后，货币主权意识开始传播，一些接触"洋务"较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外币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但普通的中国人对此仍很陌生，如1909年德华银行在山东推行银元钞票，"华商不知币制为国权所在，非常欢迎，价值较现银略高"[1]（第1092页）。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外币能够自由地、合法地流通便不难理解了。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外钞之侵蚀国权，危害金融，渐为一般人注意"，并多次出现民众拒用外币的斗争。1924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禁用外币的法令，即广东省政府颁布的《行使外币取缔条例》[13]（第5页）。
三、外币流通与晚清时期的币制变革
清代后期（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完全可以提前至18世纪下半叶），"在日益增长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推动下，金融部门展示出根本性的变化"。货币领域，币制的早期近代化逐步展开，主要表现为新形式的货币不断侵蚀传统复本位制的地盘[7]（第78页）。到清朝结束时，虽然银两、铜钱在内地和落后的乡村保持着优势，银两仍是多数大宗贸易的计价单位，但它们占全部货币供应的份额退缩至1/3左右。光绪末年制钱正式停铸，宣统二年公布的《币制则例》最终废除了银两的官方计价单位的地位，采取库平七钱二分、纯度90%的银元为银本位的基础[1]（第785页）。1911年所有的政府预算都以银元计。传统复本位制的法偿地位宣告结束。在这个传统--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外币的流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外币流通本身是币制变革的一部分。外币主要是银元纸币等新型货币，它们挤压传统复本位制的势力，客观上扩大了新式货币形态的生存空间。中国人藉此对西方币制及其先进性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清朝结束时，外币占到全部货币供应很大的比例，可能超过1/3，大大改变了中国货币流通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晚清币制改革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光绪年间，货币主权观念在中国传播。许多政府官员意识到外国货币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同时从外币流行的客观现实看到西方币制的先进性、优越性，及中国社会对币制变革的迫切需求。"中国不自印钞票，自铸银币，乃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呼吁"仿造西法办理"，"明以收回权利，暗以便益民生"[1]（第637、639页），这成为币制改良运动的一个直接动力。而币制改革的很多方面是直接模仿在中国行用的外币，中国的新式货币因此深深打上了仿铸（制）外币的痕迹，影响至今。
晚清币制改革的最大成就是自铸银元。洋钱流行显示了银元对银两的优越性，指出一条改革币制的出路。鸦片战争前，林则徐、魏源即有自铸仿铸之议。光绪年间，自铸银元以改良币制、维护"利权"的呼声越来越紧，普遍意见是"仿铸番钱样式"，推动了自铸银元运动。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设造币厂试铸银元，意在抵制外币"以保利权"，隔年开铸。仿照西方币制，分主币1种和辅币4等，因背铸龙纹称"龙洋"。主币"俯顺商情"，仿鹰洋，重库平七钱二分，"与向有洋钱一律"，成色90%，"较之外洋所铸成色相符"[1]（第672-677页）。广东龙洋获得成功，各省纷纷效法，中国银元制度建立。此外，光绪年间四川曾仿造一种卢比银币与印度卢比对抗，是中国最早的人像币[6]（第799页）。
铸造铜元为晚清币制的另一转折，始于仿铸香港铜仙。香港1868年起发行三等铜辅币，流入广东，第二等（英文"HONGKONG ONE CENT"，人称一仙，重约2钱）向被商民当10枚制钱使用[14]（第22页）。19世纪70年代后，铜贵钱荒问题逐渐困扰朝野，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御史陈其璋、河南试用知县黄景棠等纷纷建议仿铸铜仙以解钱荒[1]（第649-651、659-663页）。1900年，广东当局为"济制钱之不足"正式仿铸，重量、成分都照香港一仙，形制也完全一样，取消了秦汉来的方孔钱式。背面边缘也镌英文，上为"KWANG TUNG"，下为"ONE CENT"，"译曰广东一仙"。流通时也作十枚制钱，后来英文改为"TEN CASH"（10文）[14]（第22-23页）。新铸铜元大受欢迎，先后有11省仿行，制钱因此停铸。"孔方兄"渐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纸币形制也因外币完全改变。传统纸币为竖式，文字直读，官方纸币票面多印有告示，私票常印有著名文章如《兰亭集序》、《谏太宗十思疏》。围绕票面的是祥瑞符号、图画或经典故事画面[15]（第13-15页）。晚清时，外钞流通日益增加，受其影响，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己发行的新式钞票形制大都模仿外钞，横式，编号用阿拉伯数字，票面印有人像、标志性建筑物或风景。纸币的传统形制从此让位于西方风格。
外币的流通还影响到我国货币单位。传统复本位制下，白银称两、钱、分、厘……，铜钱称文（枚）、串、吊。洋钱流行中，因其圆形被称为银圆，派生出单位量词"圆"，俗省作"元"。外国银辅币则被称为"银角"，发展出辅币单位"角"。中国的自铸银元流通后，民间仍以元、角称之。宣统二年《币制则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曰圆，……以一元为主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元"、"角"正式取得国币单位的地位，沿用至今[16]（第3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