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国际机制理论：方法论上的启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11
这里有两个纳什均衡，男女二人期望在一起，但到哪儿却是需要选择的。这里有一种先动优势(first-move advantage)，即谁先采取行动。该博弈模型用以解释国际合作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该模式中，追求一致的努力使欺骗不再存在，实际上偏离协议的行为被视为非理性的。克拉斯纳指出，智力在解决合作问题上的作用下降了。而在机制形成与变迁中权力的决定性地位突出了。（注：Stephen Krasner,"GlobalCommunications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Vol.43,pp.336.）在这里，合作不是相互协调，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协调。在这方面，国际机制并未展示多少自主和弹性，但却常常是权力分配和伴随利益的关键性中介。克拉斯纳强调说，机制本身也可以成为权力的源泉。（注：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Conflict: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Berkela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7-9.）因此，即使非常弱小的国家也会对某一问题领域的集体政策施加相应的影响。例如，在国际电讯联盟中，由于实行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一国一票制，小国可以参与集体决策并拥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国际机制没有重要的作用，行为体也就不必为确定国际机制的内容而激烈地讨价还价，在国际机制建立之后也不会继续进行“战斗”。（注：Stephen 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Vol.43,pp.351-353.）
而基欧汉则使用囚徒困境来分析基于利益的国际机制理论，即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所谓“囚徒困境”，指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作案被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合作），则各判刑3年；如果都抵赖（合作），则各判1年；如果一人坦白而另一个抵赖（不合作），则坦白者释放，而抵赖者判4年。
在孤立的囚徒困境中，合作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行为者发现不合作是理性的。在国际合作的单一博弈中，每一方都有不合作的主导战略即背弃。如果双方放弃了自我理性的战略则结果更好，但这只能在一方期望未来合作可能性的情况下发生。机制的部分作用正是产生和促进这种期望。（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编 者 按】.46.）
基欧汉明确指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建立在独特的环境前提下：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该前提不可忽视，而正统的现实主义在批评基欧汉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共同利益，而国际政治并不完全是零和游戏，例如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和七大工业国之间就存在这种情况。当然，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合作，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合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合作意味着既有利益冲突又有互补利益。当行为体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对方的实际或期望的倾向时，就会出现合作。（注：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1988,Vol.32,p.380.）合作是互相协调作为政治协调过程的结果出现的。（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p.52.）基欧汉认为，国家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创立了国际机制。国家发现自己困在囚徒困境中，但由于机制为协议的达成提供了谈判的规则、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框架，即使自我中心主义者之间也可以相互合作。基欧汉用囚徒困境理论解释机制的作用，其出发点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国对他国的选择是不确定的，因而错过了许多达成共同获益的机会或从已经达成的协议中抽身。而机制则向国家提供信息或降低信息成本，从而促进合作。（注：Robert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45.）在囚徒困境中，监督安排的机制降低了双方的恐惧，使得合作更为顺利。机制多是在大的国际原则和规范框架中形成的，从而在问题之间建立“联系”，违背某种协定会有影响其他目标的可能。而且，机制促使政治关系的存续时间更长。所以，机制增加了环境的“反复出现”，从而使未来的期望挫败了背弃行为的发生。在囚徒困境中进行多重博弈，则合作增加。（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p.76.）
基欧汉利用博弈论分析机制试图克服的集体行为问题，认为囚徒困境抓住了国际政治中许多问题的核心方面。（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编 者 按】.44.）但是，许多学者如斯泰恩(Arthur Stein)、奥伊(Kenneth Oye)等则强调，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式只代表了集体行动问题的一种，而机制与所有合作问题有关，博弈论的应用是有限度的。
博弈论对我们认识国际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确实存在某些问题。例如，博弈论把国家作为统一的理性行为体，而忽略了国家内部的因素。而国内政治是在某些特定问题领域如贸易、环境、国际安全等影响国际机制的重要因素。（注：Andrew Kydd and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3.）实际上，应用到具体机制分析的博弈模型太少、太理想化。博弈论有四种基本的理论模型，对博弈过程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但用于国际机制分析的主要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它关于单一行为体、完整信息、没有错误或错觉的论述被批评家认为是错误分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方面。例如，关于完美信息的论述忽视了传播和信息，而这正是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核心方面。（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Press,1993),pp.134-135.）
从国际机制理论的角度而言，对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应用还没有挖掘出来。博弈论也有自身理论的突破，双重博弈论重视不确定性，这与国际机制理论不谋而合。国际机制理论强调机制如何通过改变对他者的信念和期望来影响国家行为，认为信息和信念是国际机制的根本。博弈论也对信息与信念的影响越来越关注。机制促进共享的信念指出适合的协调点，从而便利纳什均衡的选择。而且，机制通过培养国家之间变化的信念而创造新的均衡。反之，如果不能发展和维持适当的信念，将导致机制的败落和博弈的失败。（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Press,1993),pp.115-117.）
看来，在解释如何得到更多的信息传播和更好的均衡(equilibrium)方面，博弈论和国际机制理论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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