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制定：一种机制设计观
对企业产出或剩余（企业收益）的计量最先是通过期末期初资产价值的差额得出的，这种盘存思想很适合于企业业务较为简单的情况，从而形成了会计发展史上早期的“资产负债表中心”时代。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的计量模式 ，谓之计价 模式。计价模式下的收益确定采用“资产负债观”，即通过资产计价来决定企业收益，收益的计量是资产计价的附带产品。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以及投入资产周转期的增长，收益决定的重要性日渐突显。佩顿（Pato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合作出版的名著《公司会计准则绪论》奠定了配比原则在收益决定中的基础地位，从而意味着会计发展史上“利润表中心”时代的到来。以利润表为中心的计量模式谓之配比模式。配比模式下的收益确定采用“收入费用观”，即收益不再附属于资产计价，而是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和费用的配比得出。这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企业价值和业绩的不同理解。计价模式把企业置身于经济环境中，要求会计直接反映企业的价值，其计量的参考体系不应仅局限于企业本身，而应是包含企业与经济环境在内的一个完整整体，从企业价值的变化来反映企业的业绩。配比模式通过计量企业与市场的两次交换（买入和卖出，反映成本与收入）结果以确定企业业绩（收益），认为会计的首要职能应该是反映企业活动的效率，再从业绩水平来反映企业价值，因而配比模式对企业价值的衡量是间接的。我们认为，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各有不同的功用，分别适用于不同目的和业务环境。由于报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计量环境和计量技术的限制，片面强调某类要素的计量可能严重损害另类要素的功用，若会计准则能做到两者的适当平衡，则能更好地达到机制设计要求。寻求这种平衡，正是本文试图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对权益估价的目的而言，会计信息必须有助于对企业价值的评估，从本文第三部分的数字例子也可以看出，此类信息应包含 ，即经济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与计价模式的思想非常耦合。但在不确定环境中，对企业的直接计价即使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例如自创商誉就是直接计价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但目前的讨论仍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无法纳入准则范畴。只有在理想状况下，直接计量企业价值的信息才是既完全相关又完全可靠的（司可脱，1997）。权益估价本身是一个过程，会计信息只是估价的输入变量，而不是结果（这正是与直接计价的区别所在），有直接的价值信息固然好，可以减少估计的误差。若直接估价存在困难，配比模式下关于间接估价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企业投入的生产资产并不用于直接出售，而是为了产生未来的收入流，通过对收益的计量并用权益估价模型得出的价值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中价值的本质含义。 但这种间接计价要求收益具有可预测性（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收益的风险很大，当前的配比收益不足以提供权益估价的有效信息，投资者的估价就会存在较大的误差，导致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由此可知计价和配比在特定情况下都能给权益估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囿于市场环境、技术手段、人员素质、成本效益等客观因素，目前仍不存在一种能适用于企业所有经济业务的计量模式。
为了得到计价模式与配比模式各自的适用范围，我们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出发，把企业的经济活动分为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两大类。哪些活动属经营活动，哪些活动属金融活动，应视企业的行业性质及企业的设立目的而定。对于一般的工商服务行业，产品生产、商品购销、劳务提供是主体性的经营活动，为进行此类活动而发生的资金融通（在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融资属经营活动，如应付账款），以及不直接用于资产经营目的的投资行为属于金融活动；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如房地产开发、石油天然气、采掘业、农业以及金融业等需要作一些特殊的考虑，许多国家（包括IASB）都有专门的准则规范之。由于这些特殊行业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而复杂，要在这里对其进行具体讨论是作者力所不逮的，故存而不论。但我们同时认为，基本的分析思路是可以通用的。企业的经营活动由于投入资产的专用性（包含人力资本及形成的社会资本）往往比较稳定和持久，即使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转移主营业务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同时投资者得到市场环境变化的信息也不困难，因而可以不必把市场环境纳入会计计量的参考体系，这也是由企业性质决定的资产计量基础由现行市价向历史成本的转化（谢德仁，1996）。经营活动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用配比模式对其计量能够基本满足权益估价的信息要求，业务的稳定和持久性保证了配比收益的可预测性，投资者也能够把未来的收益风险纳入估价过程。在物价水平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基于历史成本的配比，能如实地反映经济现实和企业业绩，也可以较好地满足投资决策（权益估价）的要求。在物价变动的环境中，基于历史成本配比得到的收益已失去意义，既不能反映现实的经济事实和企业业绩，也无助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以用于企业的间接估价，基于现行成本的配比模式，从理论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在二十世纪通货膨胀相当严重的七十年代，许多国家都试用过这一方案。由于企业持有长期性经营资产的目的并不是用于出售也不能随时出售，其价值体现在与其他经营资产一起创造的收益，对单项资产进行价值计量意义不大，也无法反映其对企业的整体价值。 而像产成品等用于出售的经营性资产，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关键环境——销售尚未完成，其价值也不能确定。 因此，把计价模式引入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可靠的理论依据。 但也有例外，企业拟清理和出售的长期经营资产已不再用于收益创造，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在于其出售的单项价值，对其以价值计而不再以成本计更具相关性。 无形资产带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及其成本收益之间缺乏相关性的特点使其在计量上需要特殊考虑。此外，无形资产往往可单独出售而不影响其价值，计价模式对无形资产也许是适用的。 对无形资产用价值计量而不是成本计量，能降低对未来收益的预测误差，提前释放企业风险。从奥尔森的权益估价模型也可看出账面价值越接近其真实价值，对未来超额收益的估计就越小。总体而言，规范分析表明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用配比模式（基于历史成本或现行成本）能较好地实现权益估价目的，而一些特定的项目用计价模式更适用。随着这些项目（如无形资产）在新经济环境中的不断扩大和日趋重要，计价模式的适用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企业的金融活动有独特的性质，它并不重复稳定地发生，产生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常常存在活跃的市场，能迅速地按市价出清，价值波动大，并与投入的成本不存在相关性（事实上许多衍生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成本，除了一些手续费和担保费用外）。对另外一些由融资租赁之类金融活动引起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其未来的利益流入或流出有合约的明确规定，用现值技术可保证其价值的公允性。显然，在企业的金融活动领域，配比模式没有存在的理由，对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是与权益估价唯一相关的选择。即使如此，仍有个别的金融工具，如私募权益投资（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由于缺乏基本的可靠性而无法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用规范的思路对为达到权益估价目标所需要的计量模式进行了一番推导后，要把其真正付诸实施，用于准则制定时，我们仍心存疑虑：对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方式的假设合理吗？对投资者权益估价过程的设定是否正确？有没有遗漏重要的因素和变量？对这些问题难以给出直接的答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提供了一些综合的回答。下面列举的一些结论摘自巴思（Barth）关于价值相关性（Value Relevance）实证研究的一篇综述文章（Barth， 2001）。（1）债务和权益证券，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的证券，公允价值（Fair Value）比历史成本（Historical Cost）更具价值相关性；（2）衍生工具（Derivatives）的公允价值比名义金额（Notional Amounts）更准确地反映了内含的经济价值（Economic Amounts）；（3）无形资产的资本化成本能反映股价中内含的无形资产价值，研发费与广告费被投资者认为是企业的资产，无形资产的重估值（Revaluation）与股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4）有形长期资产（Tangible Long-lived Assets）的现行成本和不变美元估计（Constant Dollar Estimates）缺乏价值相关性。原因可能是经营者有意的操控或估计的偏差导致可靠性的丧失。
上述证据基本上验证了我们的分析结论，但长期有形资产现行成本的实证结果与基于现行成本配比模式的要求不符，根源在于计量的可靠性。随着计量技术和相关监督机制的完善，这一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设计方案中仍保留基于现行成本的配比模式，在证据表明缺乏基本可靠性的条件约束下，选择基于历史成本的配比模式。
我们已经以权益估价为目标，从计量的角度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了粗略的框架设计，这些设计尚未考虑约束条件——业绩评价的要求。前已阐明，业绩评价与权益估价的根本区别就是须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在配比模式与计价模式中，配比模式能较好地满足这一要求，但物价变动会影响配比收益，因而用现行成本与现行收入配比从理论上讲更能反映经营者的努力程度。然而，在业绩评价中，可靠性的要求比在权益估价中更高（主要是因为用于业绩评价目的的会计信息更易引起经营者的操纵）。这是现实中基于历史成本的配比模式根深蒂固的原因。但无论是用于权益估价还是业绩评价，基于现行成本的配比都具有更大的相关性，更能反映经济真实，而反映经济真实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计量水平和完善监督机制。适用计价模式的资产负债价值的变动大多反映的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难以为经营者所控制，其价值变动与配比收益应分别列报，以利业绩评价。总之，会计信息用于业绩评价这一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对环境影响和经营者努力程度分别作出反映，由物价变动等外部因素引起的成本变动（现行成本与历史成本之差）和价值变动同配比收益应列入不同财务报表，以供不同目的使用。
最后，我们用两个表作为对从机制设计角度构想会计准则制定的一个总结（详见表1、表2）。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构想是很粗糙和概括性的，显然有不尽人意之处，其目的在于阐述准则制定的机制设计观，以抛砖引玉，尽快建立起我国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体系。
表1 会计准则制定的计量模式设计
| 活动类型 | 一般项目 | 特别项目 |
| 经营活动 | 基于历史成本配比（物价变动小或公允价值缺乏基本可靠性） 基于现行成本配比（物价变动大并具有合理可靠性） | 公允价值计量（如待售长期资产、无形资产等） |
| 金融活动 | 公允价值计量 | 历史成本计量（如私募权益投 |
表2 会计准则制定的财务呈报设计
| 计量模式 | 呈列报表 | 信息的主要使用目的 | ||
| 报酬契约履行 | 权益估价 | |||
| 配比 | 配比收益 | 利润表 | 业绩评价 | 永续收益模型 |
| 模式 | 成本变动 | 综合收益表 | 企业产出（剩余）计量结果 | 奥尔森估价模型 |
五、结束语
本文以资本市场为背景，从经济机制的角度给出了会计准则性质的一个阐释。会计准则的“经济机制观”能更好地解释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变迁，它同时结合了“技术观”与“非技术观”的优点，更有利于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无疑，这给会计准则理论的主要使用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行动理由。制定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体系是我国会计理论界、实务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共同追求的一项宏伟目标。虽然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会计准则也不仅仅适用于上市公司，但市场导向的改革目标已不容动摇，现代企业制度终将建立，以股东利益（公众利益）作为准则制定的目标能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世界经济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目标的正确导向作用。把准则制定看作一个机制设计过程，其中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准则制定者（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如果说在西方对这一前提还有怀疑的话，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社会主义政府代表的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完全符合这一前提假定，我国的准则制定应该比西方国家能更好地实现其目标，完成会计的历史使命，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杜兴强。 2001. 契约·企业信息产权·博弈。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
2. 葛家澍、刘峰。 1996. 从会计准则的性质看会计准则的制定。 会计研究， 2：19-24.
3. 刘峰。 2000. 企业准则变迁。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 迈克尔·特菲尔德著。 文硕等译。 会计思想史。1989.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5. 田国强。 2003. 经济机制理论。 经济学（季刊）， Vol. 2， No.2.
6. 汤姆·科普兰著。 贾辉然等译。 1998.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与管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 瓦茨、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 1999.实证会计理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8. 威廉姆R.司可脱著。 陈汉文译。 1997. 财务会计理论。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9. 谢诗芬。 2000. 高级财务会计问题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谢德仁。 2001. 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1. Barth， Beaver， and Landsman， 2001，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 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Another 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1 （2001）， 77-104
12. Lambert， 2001， Contracting Theory and Accoun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2（2001）， 3-87.
13. Rapparport， A.， 1977，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Standard Implications for the FASB， Journal of Accountancy， May.
14. Watts， 2001，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 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1（2001）， 3-75.
15. Zeff， S.， 1978， 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December .
16. Zeff，Keller，1987，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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