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词义探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31
三、中文“宪法”的由来
与“宪”有关的词汇在我国古代大量存在，含义各异。我国古籍中“宪”的含义大致有10种：（1）法令、法度；（2）典范、榜样； （3）历法；（4）公布、揭示；（5）效力；（6）思虑；（7）方法； （8）弹劾；（9）司刑狱的中央、地方机构或者官员；（10 ）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注：参见《汉语大辞典》第7卷，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730页。）《唐韵。集韵。韵会》解释：“悬法示人曰宪，从害省，从心，从目，观于法象，使人晓然知不善之害，接于目，怵于心，凛然不可犯也。”可见，“宪”多与法有关。类似意义的词语很多：（1）宪防、宪典、宪制、宪命、宪则、宪矩、宪律、 宪度、宪纪、宪准、宪规、宪章、宪极、宪禁、宪辟、宪纲、宪范、宪艺等，指法律、法令、法纪、法典、法式、典章制度等。（2）宪坐、 宪墨等：依法处分、绳之以法。（3 ）宪罚：《周礼》所载对违犯市场禁令的最轻处罚。具体到“宪法”二字，作名词用为法典、法度。《国语。晋语九》：“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作动词用，一为公布法令，一为效法。（注：参见《汉语大辞典》第 7 卷，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730页。）但对于作为法典、法度之意的“宪法”的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1）“宪”和“法”是同义语， 而且多含有刑法的含义。（注：王向明编著：《宪法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2）具有基本法、根本法的含义，在我国古代是优于刑法的一种基本法。（注：王世勋、江必新编著：《宪法小百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3）普通法律的一种，或者是普通法律的别称。（注：张光博著：《宪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4）主要指刑法，也指刑法以外的国家的典章制度。（注：《中国宪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虽然存在着对“宪法”内容的各种理解， 但一般认为，“宪法”不具有现代意义。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大国”的美梦，也开始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历史。此后的几十年，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一批先进分子为了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内革新，对外“师夷”，力图改变清王朝覆亡的命运。但由于自身局限性、统治者的腐败、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等因素，决定了这只能是美好的理想而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虽未被改变，但毕竟一些先进的思想观念给封闭、沉闷的中国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濒于灭亡的清政府虽不情愿也不得不采取了“立宪”的自救措施，“宪法”这一全新概念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在这一过程中，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等各派人物在其阶级和社会地位允许的范围内，起了推波助澜或者中流砥柱的作用。
林则徐向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0年他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时，组织翻译、编辑了《四洲志》，其中对英国的“巴厘满”（即议会）的选举、议事、职能范围等方面都有记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闻名的魏源，在林则徐的勉励和支持下，于1842年编撰了《海国图志》一书，书中赞许了美国的总统制：“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被学者称为“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民主的第一曲赞歌”。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评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时说：“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梁廷枏于《合省国说》中盛赞美国政治：“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这里提到的“国法”，从其上下文内容来看，似乎具有宪法的意味，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类似的著作。这些著作的著者们较其他人更早地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并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作出初步介绍，有人甚至表示了兴趣，流露出赞许之意，这为以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学习西方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统治者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的威力，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愿望，洋务运动发生了。倡导这一运动的官僚奕昕、李鸿章等人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将注意力集中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大力举办实业，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主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更不用说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中仍有少数人看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合理性并大加赞赏。如曾纪泽在出使英国时曾致信丁日昌：“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 艳羡之极， 愤懑随之……”（注：《曾纪泽遗集》， 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1页。）郭嵩焘也有类似的思想。当然， 他们的主张在统治者那里是得不到赞许和回应的。
在洋务派中，有些洋务政治家、企业家甚至少数官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发现并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主张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们又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王韬在分析了“君为主”和“民为主”各自的弊端后指出：“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弗，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陈炽认为“泰西有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是西方国家“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议院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他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开设议院的要求：“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在出使日记中记述了不少议院的事例，看到了议会的重要作用，君权和民权在议会中的作用，对君主和总统做了形式上的区分，并进一步指出了政党的作用，认识较郑观应又更进了一步。黄遵宪于1880年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1887年完成《日本国志》的写作，在这本书中，对立宪政体做了介绍，对维新派产生了重要作用。陈炽、汤震等人还具体提出了对组建议院的见解。这一时期对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议论，在报章上也有反映。如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以本馆名义在1875年发表《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介绍了西方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第以众民之权付之一人，为其欲有益于民间而不致有叛逆之事与苛政之行，此之谓章程也。”“不论民主，不论公议堂，不论联邦官员会议何事，不得不遵循章程。”从“章程”的内容和效力来看，这里应指宪法。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相继失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变法维新被提到日程上来。康有为在1895～1898年间先后六次上书，要求变法。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定宪法公私之分”的要求。这一时期，各种学会、报纸纷纷涌现，谈论变法。苏特尔在其所著《李提摩太传》中描述道：“维新潮流，冲动很快，……不如彼此研究采取列国的政治宪法，择善而从之。”维新派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上来。据康有为自述，他明确讲立宪始于1897年11月之后。（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7辑，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戊戌变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仅持续了百日而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倡导的民主、立宪观念对中国宪政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维新派以流血牺牲未能实现的“立宪”愿望，却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濒于灭亡边缘的清统治者当作救命稻草拿了出来。
百日维新后，国内谈论立宪、 宪法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郑观应在1900年刊行的《盛世危言》八卷本的《自强论》甲午后续中说：“俄早议有宪法，但未从耳。……惟君主与民主之国，宪法微有不同。查日本宪法，系其本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 ……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 ”1901年出版的《扬子江》刊物《专制之结果》一文写道：“君权何由抑？曰立宪；民权何由申？曰立宪。”1904年日俄战争中，庞大的沙俄帝国被岛国日本战败，更使国内外舆论哗然。1905年5月， 《中外日报》发表《论日胜为宪政之兆》，文中评道：“使以日俄之胜负为吾国政体之从违，则不为俄国之专制，以为日本之立宪。”当时驻法使节孙宝琦、驻英使节汪大燮等人相继奏请立宪。1905年7月，政府派载泽、 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7月，五大臣回国后， 在密折中奏明实行立宪的好处。1907年9月，慈禧颁布预备立宪上谕。1907年11月， 又派达寿使日、于式枚使德专门考察宪法。1908年8月， 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一词成为特定法律用语得以确立下来。
中国近代立宪思想的发展和“宪法”词汇的采用，无不受日本影响。毛泽东指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候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向日本人学。”（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1470页。）明治维新以前，中日两国的情形相近、国力相当；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日益强大而中国却被动挨打。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区区岛国却战胜了庞大的俄国。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使一批仁人志士走上了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道路。而中日两国文字同源，日文大量采用汉字的事实，为中国人学习日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同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该利用日本书籍。（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9页。 ）郑观应亦指出：“盖学西文较华文易学，学日本文较西文尤易。”“日本近年已将泰西有用之书，择其最要者翻译刊布，如译西文之书难于东文，不若译东文之书以期简易。”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日本的著述很多。其中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所著《使东述略》，对日本的史地民俗、政治经济做了较为真实、具体的记录，为中国人了解、学习日本打开了一扇窗户。黄遵宪历时8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对日本的介绍则更为深刻、详尽。如关于日本的政治，他写道：“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也。”黄遵宪的思想，对康、梁等维新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的康有为对学习日本更是积极，曾多次述及效仿日本。如他在《日本变政考》中指出：“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章，十年而霸图定矣。”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是照搬了日本明治宪法的模式。
可见，“宪法”是古代汉语中的词汇，传入日本后，经由明治维新加入了从西方传来的新的内涵和外延，在清末维新思潮中又传回中国，从而完成了从“典章制度”到国家根本法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