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作者：郑源

时间：2006-12-12

    2.生产、作业过程中
    通常认为，生产、作业过程中是指从制定生产计划、进行生产设计到从事生产作业、进行施工直至生产任务完成，都属于生产作业过程的范围。职工在没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或者在休息时间违反有关的保障安全的规章制度造成严重事故的，都不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罪。
    （三）“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
刑法规定了“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两个标准，造成的结果具备其一便构成犯罪。也就是说虽然有违章行为，但尚未造成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必要时可予以适当的行政处罚。
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取案件标准的规定》，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这两个标准作了规定。重大伤亡，是指致人死亡一人以上，或者致人重伤三人以上的；严重后果，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的，以及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的。所谓情节特别恶劣，是指经常违反规章制度，屡教不改，明知没有安全保证，不听劝阻，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发生过事故不引以为戒，仍继续蛮干；事故发生后，不组织抢救，使危害后果蔓延扩大；为逃避责任，伪造现场、嫁祸于人；造成伤亡人数特别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特别大等。
五、工人被强令冒险违章作业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责任的解决
    （一）受一般的违章指挥而冒险作业的情况
工人在他人提出要实施违章冒险作业的要求的同时或之后，无任何威胁的言辞或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工人明知对方要求自己实施的是违章冒险行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这时工人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或过多的外在压力，其意志是相对自由的，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要实施违章作业行为，因此该工人对自己违章冒险作业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就具有过失心理，应当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只是在处罚上应比对方轻一些；如果工人没有认识到对方要求自己实施的是违章冒险作业行为，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即使该工人本来具有这种认识能力，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到，也不能让其负担任何刑事责任。因为，在现代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在客观上要求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给予信赖，被要求的一方并无审查对方行为是否合法的义务。尤其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行为不仅应给予更多的信赖，而且一般情况下对领导者的要求应是绝对地服从。如果追究工人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就过于苛刻。
   （二）受威胁而被迫冒险作业的情况
工人在他人提出要实施违章冒险作业的要求的同时或之后，又有威胁的言辞或行为强迫工人实施违章冒险行为，即使工人明知对方要求自己实施的是违章冒险行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应该让工人负担任何刑事责任。因为，工人面临的是不实施违章冒险行为就必定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此时不可能期待工人不顾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害而不去实施对方强迫自己实施的违章冒险作业行为。因此，即便是该工人主观上可能存在过失，客观上又实施了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但从整体上看，其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讲，该工人也是受害者，就不宜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六、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非罪的界限
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就要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其中，以下三个问题应当注意：
　　(一)重大责任事故与自然事故的区分
　　自然事故是指自然原因而引起的事故，这种自然原因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非人力所能控制，因而行为人对于由于自然原因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客观上没有因果关系，主观上没有罪过，不应对其承担刑事责任。自然事故有两种情形：一是意外事件引起的自然事故，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没有预见，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可能预见。二是不可抗力引起的自然事故，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已经预见，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我认为，在区分重大责任事故与自然事故的时候，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1)是否存在违章行为，自然事故的引起往往与违章行为无关。在没有违章行为的情况下可以排除重大责任事故。(2)是否存在着主观过失，自然事故的引起是超出人们的主观意志的，属于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在司法实践上，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并非都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只有在排除自然事故的情况下，根据行为人的主观与客观情况，才能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因此，重大责任事故与自然事故之区分，乃是罪与非罪之区分。
　　(二)重大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的区分
　　技术事故是指因技术设备条件不良而发生的事故。技术事故由于是技术设备条件造成的，因而具有不可避免性，并非所有由于设备原因引起的事故都是技术事故。因为设备是由人操作规程的，同样也是由人护理的。如果设备出现障碍，操作者或者护理者应当发现而未能发现，造成重大事故的，仍然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只有在事故是由设备原因引起并且是在人所不能预见或者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发生，才能定为技术事故。
　　(三)免责事由：允许的危险
　　在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时候，存在一个如何正确认识风险业务的问题。某些业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风险，此为风险业务。在当前高科技的情况下，风险业务也随之增加。根据传统的过失理论，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时，应立即停止这一行为。否则，便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即违反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所以，对这类业务活动应当禁止。否则，发生损害结果的，就会以过失犯罪论处。显然，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回避风险，但却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在刑法理论上提出允许的危险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这里所谓允许的危险，指某种具有危害倾向的行为，因有益于社会而允许其实施的合法行为。允许的危险的意义在于，一是一定程度上免除开办风险业务的组织者、管理者的过失责任；二是一定程度上免除从事风险业务的业务人员的过失责任。由于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均发生在风险业务领域，因此在认定本罪的时候，应当正确地适用允许的危险这一理论，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七、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在1979年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交通运输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由此可见，1979年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用于营运活动，社会私人车辆几乎没有，因而立法强调该罪的企业事故性质。随着我国社会私人车辆的大量增加，交通肇事罪的企业事故性质有所淡化。因为，1997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删去了关于非交通运输人员犯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使本罪的犯罪主体成为一般主体，任何人员只要从事机动车船驾驶的，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因此，交通肇事罪虽然还包含一部分企业事故犯罪，但大量的是一般过失犯罪。
但在1997年刑法修改以后，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有所变化，主要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一般化，企业事故犯罪的性质淡化。只有从事交通运输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犯交通肇事罪的，才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具有特殊与一般的竞合关系，其他人员犯交通肇事罪的，则与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关系，只是一般的过失犯罪。在这个意义上说，交通肇事罪既包括业务过失犯罪，又包括普通过失犯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由于其所构成的范围不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厂矿、学校或者其他单位内发生汽车肇事的，到底是定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是定交通肇事罪，社会存在争议。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场所论与业务论之争。场所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分应以肇事场所为标准，即事故发生在厂矿企业内的为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在厂矿企业外的场所，则为交通肇事罪。业务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分应以从事业务的性质为标准，即着重注意事故是否发生在特定的生产线上，发生在特定的生产线上的，应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是发生在特定的生产线上而是发生在交通线上的，则应定交通肇事罪。
　对于这个问题，1992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厂（矿）区内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指出：在厂（矿）区内机动车作业期间发生的伤亡事故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因违反交通运输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事故，应按交通肇事罪处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按重大责任事故罪处理；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发生的，应当定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一司法解释强调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在此范围外的，均定重大责任事故罪；在此范围内的，根据业务活动的性质，分别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据此可以正确地区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

注释：
① 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张明楷著：《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7页。
② 转引自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③ 转引自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参考文献
【1】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
【2】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周柏森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
【4】赵秉志等编著，《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6】鲍遂献、雷东生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7】金子桐、吕继贵著，《罪与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8】张金龙，《重大责任事故罪若干问题研究》，载赵秉志等编著《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9】赵秉志、刘志伟，《犯罪过失理论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转载《法学家》
【10】王作富著，《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张明楷著，《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
【12】叶高峰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与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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