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市场会失控吗？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03
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迫在眉睫，与各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究竟会给中国农业带来什么？别国利用贸易自由化敲开中国市场大门，我们应该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争取国际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参与中国政府入世谈判的农业专家程国强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矛盾最多、进程最慢
农业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一直以来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产品贸易、农业政策是历史上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整个经济全球化中步伐最慢的一个，国际农产品市场开放的最晚、步伐最慢。
程国强说，农业问题受到各个国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文化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从19世纪末开始，农业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处于保护主义时代，第一个农业贸易保护方案可以追溯到1840年英国制定的《谷物法》。日本在20世纪初对它的大米实行保护，到目前为止仍是全世界保护程度最高的。后来因为整个欧洲大陆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欧洲受到彻底的破坏，面对饥荒的威胁、粮食安全的压力，1957年欧共体成立的时候颁布《罗马条约》，其中有共同农业政策这一重要内容，就是在当时6个国家内部动用资源共同解决粮食问题。
在世界贸易框架中，由于受当时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冲突的影响，农业贸易自由化在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作为议题正式提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农业自由化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他说，美国是要通过农产品挣钱的，所以提倡贸易自由化；而对欧洲和日本来讲，它们不具备比较优势，开放市场对它是不利的，他的那些执政党的选票恐怕就要受到影响，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
美欧的分歧使整个农业谈判非常困难，换句话讲，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步伐非常缓慢，整个谈判进程由于受这些主要国家的约束使之变得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程国强说，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就谈了7年，到1993年结束，使得乌拉圭谈判非常困难的原因，实质是美欧在农业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也就是在农业补贴上意见不一致。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补贴的形式出现，通过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对出口提供补贴来平抑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保护农民收入、保持在国际市场产品的竞争能力等等都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如果对此制定一个国际政策进行管理，这些国内政策就会受到国际政策的约束，当然不会接受。直到1994年才真正形成一个WTO的农业协定，它的生效意味着当时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以及1995年以后世贸组织的成员应该按照它的要求逐步推动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这就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业方面的背景。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意味着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如果你设立关税妨碍进口，就要降低关税；如果你用的是复杂的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农产品进口，就必须全部取消，要么转化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关税，也就是关税化，要么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也要用新的关税配额管理来调整你的进口政策。
◆加入世贸组织不是农产品市场的简单开放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占人口50－60％的农业就业人口、7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开放的步骤都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利益格局。我们的农业谈判背景，一方面是我们的国内改革已经有农村改革为经验延伸到城市，如果要加入WTO，农业又显示出另外一个重要性，我们要有多大程度的开放性才能保住我们的农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下保证农业的稳定持续增长，以此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为整个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稳定的农村社会的基础？
程国强说，这是我们考虑的。1995年的农业协定世贸组织给了一个大的框架，要参加这个组织，必须按照它的规则进行，不能因为本国的农业特殊性不对农业方面做出承诺，因此中国很可能必须被动的来推动农业改革，必须不得不开放农产品市场，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怎么在谈判中把握好一个度？程国强认为，首先要纠正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农业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问题，它蕴涵着更深层次的改革的压力和挑战。确实，我们在谈判中承诺开放市场，但决不仅仅是开放市场，还涉及在国内的农业政策上、农产品的出口竞争上、出口补贴上、有关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上、深层次的管理上等很多方面。如果只是简单的开放市场，闸门我可以随时拉上，一个产品进入过多，我不相信一个政府就没办法把它限制住，对我市场有影响，为什么不能限制？有什么好怕的。关键是它不仅是这样，它对你国内的支持、农业政策等都有要求。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太多的考虑竞争问题，都是政府在考虑，包括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品质都是政府来想办法。实际上这不是政府的事情，应该是企业的事情，而过去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企业基本没考虑在国际竞争面前提高竞争力，出了条条框框的市场开放，国内整个市场竞争将面临着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竞争能力非常强的跨国公司，我们不怕产品来，我们是怕公司来，谁能应对它？一定要全面考虑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中国农业带来的全面挑战。程国强介绍说，谈判当中我们的承诺从5个层次展开，即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遵守WTO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的规定；中国承诺不在对出口补贴及对动植物卫生措施和国民待遇的承诺。
◆市场开放不对等，新措施操作没经验，市场存在失控危机
程国强说，农产品市场要对外开放，实质就是改变我们过去带有计划经济思路的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逐步调整、改革为世贸组织农业协定所允许的进口管理措施。我们担忧的是这种新的政策措施没有用过，操作起来没有经验，可能会导致市场失控。管理不好也可能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从而引起贸易上的争端。现在的外贸体制、进口政策如果不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就会影响到今后对市场的开放的有效调控。
他说，在加入WTO开放农产品市场承诺条件谈判时，对肉类、蔬菜水果、加工食品按要求降低关税。在此过程中，大豆、大麦最引人关注，大豆1996年就开放了，开放市场的负面影响最近几年开始显现，如果评估关税下降对农产品的影响，可以参考现在这两种农产品所出现的问题，而我们对此也没有足够的方式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WTO的农业承诺在1995年以来出现很多问题，从关税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关税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关税高峰，这些国家在将非关税转化为关税时，他们认为敏感的产品提高关税，导致出现一定比例的高关税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关税升级即产品加工程度不断提高，关税随之增高。如果是原料，关税就比较低，如果以这个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关税会随之增高，这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能力、工业基础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存在关税升级的问题，会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限制工业化推进。而中国正是在这种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谈判，要取得贸易公平化的环境，作为被动一方是不容易的，要求加入没有办法提出条件，加入WTO我们被要求开放市场，但开放并不对等，或多或少的我们会在谈判桌承诺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条件，引起国内的忧虑是很正常的。
而粮、棉、油、糖、毛产品，国家一直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按要求要转化为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在中国又是个新东西，世贸组织的成员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用，对世贸组织成员国进行关税配额管理的经验，程国强认为，由于世贸组织农业协定及关贸总协定在这方面的法律漏洞，很多国家用千奇百怪的方法管理，有的国家一国就有4、5种管理方法，对中国来讲，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我们探索这个办法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我国的过渡期没有别国那么长。农业协定规定，农业发达国家1995年开始到2001年结束，有6年的过渡期，发展中国家有十年到2005年结束，我们如果今年年底加入，过渡期实际上只有2、3年，想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关税配额管理机制弄清楚，从技术上看是非常困难的。第三由于它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搞的非常乱，有些国家就提出要求避免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怎样按世贸组织规定搞好配额管理对我们是个挑战。我们不是保护自己的市场，只是要求对等，如果其他国家可用的办法而限制在我国使用，对我们来讲这是不公平的。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矛盾最多、进程最慢
农业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一直以来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产品贸易、农业政策是历史上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整个经济全球化中步伐最慢的一个，国际农产品市场开放的最晚、步伐最慢。
程国强说，农业问题受到各个国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文化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从19世纪末开始，农业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处于保护主义时代，第一个农业贸易保护方案可以追溯到1840年英国制定的《谷物法》。日本在20世纪初对它的大米实行保护，到目前为止仍是全世界保护程度最高的。后来因为整个欧洲大陆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欧洲受到彻底的破坏，面对饥荒的威胁、粮食安全的压力，1957年欧共体成立的时候颁布《罗马条约》，其中有共同农业政策这一重要内容，就是在当时6个国家内部动用资源共同解决粮食问题。
在世界贸易框架中，由于受当时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冲突的影响，农业贸易自由化在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作为议题正式提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农业自由化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他说，美国是要通过农产品挣钱的，所以提倡贸易自由化；而对欧洲和日本来讲，它们不具备比较优势，开放市场对它是不利的，他的那些执政党的选票恐怕就要受到影响，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
美欧的分歧使整个农业谈判非常困难，换句话讲，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步伐非常缓慢，整个谈判进程由于受这些主要国家的约束使之变得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程国强说，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就谈了7年，到1993年结束，使得乌拉圭谈判非常困难的原因，实质是美欧在农业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也就是在农业补贴上意见不一致。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补贴的形式出现，通过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对出口提供补贴来平抑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保护农民收入、保持在国际市场产品的竞争能力等等都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如果对此制定一个国际政策进行管理，这些国内政策就会受到国际政策的约束，当然不会接受。直到1994年才真正形成一个WTO的农业协定，它的生效意味着当时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以及1995年以后世贸组织的成员应该按照它的要求逐步推动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这就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业方面的背景。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意味着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如果你设立关税妨碍进口，就要降低关税；如果你用的是复杂的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农产品进口，就必须全部取消，要么转化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关税，也就是关税化，要么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也要用新的关税配额管理来调整你的进口政策。
◆加入世贸组织不是农产品市场的简单开放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占人口50－60％的农业就业人口、7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开放的步骤都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利益格局。我们的农业谈判背景，一方面是我们的国内改革已经有农村改革为经验延伸到城市，如果要加入WTO，农业又显示出另外一个重要性，我们要有多大程度的开放性才能保住我们的农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下保证农业的稳定持续增长，以此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为整个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稳定的农村社会的基础？
程国强说，这是我们考虑的。1995年的农业协定世贸组织给了一个大的框架，要参加这个组织，必须按照它的规则进行，不能因为本国的农业特殊性不对农业方面做出承诺，因此中国很可能必须被动的来推动农业改革，必须不得不开放农产品市场，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怎么在谈判中把握好一个度？程国强认为，首先要纠正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农业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问题，它蕴涵着更深层次的改革的压力和挑战。确实，我们在谈判中承诺开放市场，但决不仅仅是开放市场，还涉及在国内的农业政策上、农产品的出口竞争上、出口补贴上、有关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上、深层次的管理上等很多方面。如果只是简单的开放市场，闸门我可以随时拉上，一个产品进入过多，我不相信一个政府就没办法把它限制住，对我市场有影响，为什么不能限制？有什么好怕的。关键是它不仅是这样，它对你国内的支持、农业政策等都有要求。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太多的考虑竞争问题，都是政府在考虑，包括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品质都是政府来想办法。实际上这不是政府的事情，应该是企业的事情，而过去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企业基本没考虑在国际竞争面前提高竞争力，出了条条框框的市场开放，国内整个市场竞争将面临着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竞争能力非常强的跨国公司，我们不怕产品来，我们是怕公司来，谁能应对它？一定要全面考虑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中国农业带来的全面挑战。程国强介绍说，谈判当中我们的承诺从5个层次展开，即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遵守WTO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的规定；中国承诺不在对出口补贴及对动植物卫生措施和国民待遇的承诺。
◆市场开放不对等，新措施操作没经验，市场存在失控危机
程国强说，农产品市场要对外开放，实质就是改变我们过去带有计划经济思路的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逐步调整、改革为世贸组织农业协定所允许的进口管理措施。我们担忧的是这种新的政策措施没有用过，操作起来没有经验，可能会导致市场失控。管理不好也可能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从而引起贸易上的争端。现在的外贸体制、进口政策如果不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就会影响到今后对市场的开放的有效调控。
他说，在加入WTO开放农产品市场承诺条件谈判时，对肉类、蔬菜水果、加工食品按要求降低关税。在此过程中，大豆、大麦最引人关注，大豆1996年就开放了，开放市场的负面影响最近几年开始显现，如果评估关税下降对农产品的影响，可以参考现在这两种农产品所出现的问题，而我们对此也没有足够的方式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WTO的农业承诺在1995年以来出现很多问题，从关税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关税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关税高峰，这些国家在将非关税转化为关税时，他们认为敏感的产品提高关税，导致出现一定比例的高关税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关税升级即产品加工程度不断提高，关税随之增高。如果是原料，关税就比较低，如果以这个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关税会随之增高，这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能力、工业基础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存在关税升级的问题，会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限制工业化推进。而中国正是在这种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谈判，要取得贸易公平化的环境，作为被动一方是不容易的，要求加入没有办法提出条件，加入WTO我们被要求开放市场，但开放并不对等，或多或少的我们会在谈判桌承诺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条件，引起国内的忧虑是很正常的。
而粮、棉、油、糖、毛产品，国家一直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按要求要转化为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在中国又是个新东西，世贸组织的成员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用，对世贸组织成员国进行关税配额管理的经验，程国强认为，由于世贸组织农业协定及关贸总协定在这方面的法律漏洞，很多国家用千奇百怪的方法管理，有的国家一国就有4、5种管理方法，对中国来讲，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我们探索这个办法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我国的过渡期没有别国那么长。农业协定规定，农业发达国家1995年开始到2001年结束，有6年的过渡期，发展中国家有十年到2005年结束，我们如果今年年底加入，过渡期实际上只有2、3年，想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关税配额管理机制弄清楚，从技术上看是非常困难的。第三由于它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搞的非常乱，有些国家就提出要求避免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怎样按世贸组织规定搞好配额管理对我们是个挑战。我们不是保护自己的市场，只是要求对等，如果其他国家可用的办法而限制在我国使用，对我们来讲这是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