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改革
权能区分，用公民权制约政府权，是孙中山先生民权思想的又一硕果。孙先生认为应当把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相分离，人民只有充分享有法律保障的主人权利，能够用公民权制约政府官员的工作权，才算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孙先生把人民享有的“权”，称之为“政权”、“公民权”，把政府具有的“能”，称之为“治权”、“工作权”。他还以“阿斗”（君主）与“诸葛亮”的关系、股东与总办的关系、汽车主人与汽车司机的关系，生动地比喻公民权与政府权的关系，认为人民与官员之间就是主仆关系。为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设计中，“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样替人民做事，就是要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有轨道”。“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像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孙先生还谈到：“从前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有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有了这种政府，民治才算是最发达。”“中国能够实现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这种用人民直接参与权来制约政府官员权力的构想，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21世纪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用公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确实是需要积极探索的。当前一是要进一步树立宪法权威，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要建立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实现宪法的可诉性；二是要充分吸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权能区分理论。选举权和罢免权是人民积极或消极地针对人行使的权利，创制权和复决权是人民积极或消极地控制政府的权利，要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直接行使这些权利。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权力是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民给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这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选举权解决了权力授予的问题，同时还必须把罢免权落到实处。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曾经指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样，在代议制政府的间接民权中，虽然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委托给了自己选出的代表，但最后控制权或者说国家的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样的政府才会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三是要加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权力制衡。权力需要约束，否则会像没有堤岸的河流那样洪水泛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告诫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们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不一定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仍可以探索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法治模式。
毋容讳言，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既不能一概否认，也不能全盘照搬，我们只能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可以兼容并蓄，取法乎上，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雷打不动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