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7
毛泽东的贡献首先是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含义从认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经过反复的实践，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认识了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3页。）在谈到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时，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可见他是把自由看作是主动性的表现，不自由是被动性地位的表现。灵活性是说明指挥员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阐明了政治自由的具体性、相对性和阶级性，以及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民主要受到集中的制约，自由要受到纪律的制约。他强调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主自由既是实现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也是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国家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以实现。
其次是毛泽东指明了人们从必然达到自由的诸多条件。条件之一是，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他说：“人们为了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条件之二是，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的必然性。毛泽东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处于盲目状态时，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有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性，人们才能逐步获得自由。条件之三是，主体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是获得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条件之四是，必须不断创造和改进“认识工具”，人是制造工具以从事生产劳动的动物。人要在实践中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断地创造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工具。毛泽东说：“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就是说，人们变革环境，改造世界，获得自由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创造和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再次是从历史观、认识论上阐明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不同社会状态的本质的范畴。“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马恩借助这对范畴正确地阐明了自然领域的自由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自由的实质。所谓“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状态过渡，即由人受历史必然性统治状态向人支配历史必然性的状态过渡，由人受社会关系支配状态向人支配社会关系状态过渡，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的关键是要有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因为人类的自由王国是依靠“自由时间”建筑起来的。有了“自由时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才有活动的自主权、主动权，才有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须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即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这一思想。他指出：独立性、个性、自由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独立性、个性、自由。因此要恢复他们的独立性、个性、自由，就要进行革命斗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并没有完结。他从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扩展。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晚年在哲学自由问题上，有忽视客观规律，夸大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政治自由问题上，他把民主自由仅仅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从法制上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争民主、争自由一律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人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驾驶和利用客观规律的自由，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解放和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得到自由；与此相联系，还包括人的思想解放，即从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要使他们从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他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自然力的束缚下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毛泽东还指出，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他强调，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身受多重压迫，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本身没有特殊的阶级私利，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完全一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
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依次发展的同时，相应地指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异化的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三大阶段。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所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社会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协调一致；就个人方面来说，就是要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德智体和个性，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职业，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毛泽东一向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他要求干部“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要求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全体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些都是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思想。不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也有过一些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状况的空想成分。如所谓人人都要学工学农学军；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成为至圣至善的圣人等等，但总的来说，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人性、人权、人道主义
这里讲的“人性”，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与人的本质、价值相联系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一般的共同的人性，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性中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点，是否具有跟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相对待的东西。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话：“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这段话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又有不完全的地方。正确的方面是指出了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一般带有阶级性，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不完全的地方是实际上否认了一般的共同的人性，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对于实际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
应该承认，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存在着“人性”这种东西。因为“人性”是对人类共同性的一种科学抽象，是从各色各样的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子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注：《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页。）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科学抽象，社会性就是共同的人性。但是共性（一般）只存在于个性（个别）之中，共同的人性（社会性）只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人性又是不同的、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人性也就不同。但不管怎样，“人”的概念、“人性”还是存在，不是虚构的。
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这个提法似有绝对化的毛病。的确，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受阶级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人性带上了阶级的色彩，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不能说人性就是阶级性。因为阶级性并非人的唯一特性。此外还有别的特性，人性概念大于阶级性概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除阶级关系外，还有其他关系，如民族关系、血缘关系、性爱关系、乡里关系、师生关系等等。不仅如此，在阶级社会里，还有不带阶级性的一般人性，即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阶级的人也有某些共同的审美感受。
承认共同的人性，是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不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是认为人性（共同人性）能够超越（消除）人们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性），具有超越（消除）阶级对立的力量和作用。其实，共同的人性是不可能消除阶级利益的对立，不可能填平阶级对立的鸿沟的。否认共同的人性的后果，一方面是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把社会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践踏人性，导致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行为不断发生，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既然承认人有共同特征，人有无上的价值，人就应当有做人的权利即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指人身自由及其他民主权利。在阶级社会里，人权有其阶级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专制对人性的践踏，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家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权这一概念。他们鼓吹“天赋人权”的思想，直接以人权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武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权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人权对他们来说是一纸空文。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民主权利有了根本保障，人权得到真正实现。近年来，人权问题成了国际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对于人权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历来反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观念，但是他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人权靠斗争得来，只有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谁赋予的？是老百姓赋予的。又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我们要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权利的实现。他还强调，人民管理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960)。）这个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讲了人性、人权，自然要讲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它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认为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理性；它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其政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具有进步和虚伪的两重性。从它产生之时起，就既有反宗教、反神权、反封建专制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进步性；又有用“自由、平等、博爱”、“等价交换”、“公平贸易”的假象去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欺骗性。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批判和扬弃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抽象性，认为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发展着的人，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改造成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今天宣传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明确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悼念白求恩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题词。这虽然是作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口号提出来的，但它不仅仅限于医疗卫生工作，已经扩展为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已把人道主义原则运用到待人处事的许多方面。
——怎样对待群众？毛泽东认为要尊重群众，以平等态度待人。
——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出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
——怎样对待敌人营垒中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提出“既往不咎”、“以礼相待”的方针。
——怎样对待俘虏？毛泽东历来主张优待俘虏，不如侮辱。
——怎样对待停止捣乱的反动分子？毛泽东主张“施仁政”、“给出路”。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把人道主义作为一项伦理道德原则运用于待人处世的许多方面，这是不错的，但应当说是很不够的。如果把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那就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地位降低了。笔者认为，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它强调人的价值，赞美人的尊严，尊重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追求人的发展和完善，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其基本内容除上述待人处世最起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外，主要是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社会、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都要尊重社会成员做人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的合法地位、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要把关心群众疾苦，为广大群众谋福利作为自己的天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振兴，把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建立起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关系。总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应当突出人的价值，把人看作是最宝贵的财富，看成是历史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应当十分重视创造条件来培养和开发人的潜能，使人不仅在品格方面，而且在智力、体力、审美能力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来了解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能够从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原则，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