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主义性话语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6
光緒四年(1878)年福州烏石山英國教堂被毀就是此種心態的反應。
福州烏石山自道光二十八年，英國傳教士經時任福建巡撫徐繼畬同意在此山租造洋房、教堂。當時，林則徐罷職在籍，欲令洋房移出城，不果。光緒三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將城外官買電線局官屋官地，與烏石山教堂互相抵換，英領事答應，當面商立議單，由英領事攜回，致函英教士胡約翰，傳知一切。胡教士頗亦情願，並無不可之意，稱須寫信回國，徵得教會同意。不日，英領事以英國聖公會回信不願對換，尚須候外部議覆。光緒四年五月，胡教士復於租界外添造樓屋一區，當地士紳公稟此地係侵佔。福州將軍慶春飭福州府廳縣，約同英勘探官於八月初三日合勘屋基。舉人林應霖率眾人上山與胡教士理論，「仰見舊洋樓上有中國年輕婦女多人，聚首下窺，似相非笑，群情益憤不可遏」，相至新蓋洋樓，振臂齊前，將房屋焚毀。事發後，福州將軍慶春奏報：「該教士向多干預民事，無賴依附為奸，百姓蓄怨已深，隱忍未發」，此案實在是因「壯夫受辱於婦人之前，一時羞惡難堪之情，與積不能平之氣猝然觸發」15。慶春本意是想稱讚福州紳士出於「中外修好」之意，對傳教士干預詞訟一事始終「隱忍不發」，若不是看見教堂有中國年輕女性多名，不至於發生此事。慶春說此事純屬突發事件，不是蓄意為之。慶春是替當地紳士開脫，不過他的奏文至少透露出一種普遍的中國男性對中國女性與外國男性交往的嫉妒和恐懼心理。李慈銘於《越縵堂國事日記》記載此案發生的導火線也說是因女人而起：「同年程散卿來，以福建同知入都引見。言八月間福州烏石山之變，以夷人向於山上築洋房，漸佔官地。去年，丁日昌為巡撫，發其事諭，郡縣官往勘。民隨之者百餘人，忽見肩輿抬少婦三人入夷館，民益怒，民遂舉火燒其房」16。
根據李慈銘所說三位中國婦女是坐著轎子去教堂的，顯然她們不是一般的平民婦女。有身份的女人出入教堂給士大夫帶來的恥辱感與挫折感遠比平民女性所帶來的要嚴重得多，早在光緒二年，福建延平府紳士就發佈了一個公啟，內言「夷人各處丈量基址，圖設教堂，引誘婦女，名為入教，實則誘姦」17。基督教自明末進入中國始，士大夫們就開始擔心中國婦女或被洋人強姦，或與洋人通姦，儘管此事少之又少，可是他們始終不能擺脫這種擔憂。除了利用傳教士與中國婦女有關謠言作為反教策略之外，士大夫確實也懷疑外國傳教士與中國女信徒接觸的目的和動機。
人類學家做過大量實證研究，發現在那些有較大性自由的部落，他們當中不存在嫉妒情緒。相反，在男權統治的社會，女性是男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象徵，男人不能容忍對這些權利有任何損害，這種損害如果來自異族男性，那麼心理受挫感更嚴重，它將驅使男人從事暴力復仇行為18。
近代中國與西方列強在戰場數次較量，均以失敗告終，這不僅顯示政府無能、官員無能，更是中國男性的徹底失敗，伴隨中國男性的飲恨與屈辱接踵而至的便是國家主權、利權的喪失。而女性教徒的出現則使男性的自尊又一次遭到重創，這種恐懼與憤慨荒謬地表現為在反教謠言中對傳教士性能力的張揚與誇大。流傳全國各省數十年的《湖南合省公檄》列舉「天主教十大最惡而毒者」之一條就是指控傳教士「偽為無邪，正襟危坐，婦女皆跪前拜之，彼授以丸藥，名曰仙丹，實媚藥也，服之，欲火內煎，即不能禁，自就之。而伊與淫，名曰比臍邭狻Ｒ猎暦啃g善戰，而婦女亦貪戀而甘悅之，故被採戰者視本夫如糞土」19。這段文字是為中國男性而寫，警告丈夫應嚴密監控自己的妻子。
從這篇反教檄文的遣詞用語來看，作者非常通曉中國古代房中術，用來攻擊傳教士性道德的言詞、話語採用了道家房中術的術語。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對女性並無歧視之語，他們從女性神奇的生命能量中洞察到其中所蘊涵的力量強於男性，而儒家貶低女性個人價值是為了保證血脈的純正以維護父權。在現實中，中國人的生活模式和行為是由道家與儒家共同塑造的，這種糅合突出的體現於男女之間的關係。荷蘭學者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敏銳地觀察到中國男人和女人的社會地位與他們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職責是由儒家決定的，但是性關係主要受道家觀念的支配20。反教檄文的作者們用中國古代道教房中術士的眼光審視西方傳教士，認定傳教士是藉傳教為名，暗地演練採補之術，不僅中國女性是他們性榨取對象，甚至中國男性也淪為西方女傳教士的採補工具。同治八年《遵義城鄉合議》說「百姓被洋人哄入伊教，吃了迷藥，送去傳針，與伊同歇，採補元陰元陽」21。光緒十九年，流行湖南常德府的《新文歌》說「洋婆急好色，後生見他只一月，死不消說得。洋婆色性大，到手不放他，哪怕後生是鐵打，井燒也要化」22。反教謠言的作者們過多地關注於基督教傳教士的性能力，從心理學角度而言，他們的行為是投射心理不自覺的流露。
投射是指當人們將自己不願意承認的特點歸於別人時，就發生了投射。這種心理即可發生在個體，也可發生在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投射機制的表現多種多樣，有的是某個群體深染某種不良嗜好，卻拼命譴責其他群體，藉以表明自己與之並非同類。中國士大夫指責西方傳教士在性欲上貪得無厭的荒誕說法是對自己這個群體在道德上缺乏自信的投射心理的反映。士紳普遍不相信傳教士能真正做到不近女色，因此對傳教士的獨身行為，反教檄文作者周漢解釋為「他不討老婆，正是為怕被色迷的緣故」23。官紳宣稱「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24，如果相信來自西方的傳教士能夠堅持操守，無異於變相承認西方基督教不是邪教，在道德上也有可取之處，對官紳而言，無論是在情理上，還是在心理上都無法接受。
如果仔細解讀中國士大夫寫的反教檄文和揭帖，不難發現在捍衛儒學的旗幟下，掩藏著男性的恐懼與嫉妒。自1861年《湖南合省公檄》流傳全國後，在將近四十年裏，至少有數十個不同版本的反教揭帖均提及傳教士誘惑中國婦女入教的法術是「投以媚藥，使其欲火中燒，一經交接視本夫如糞土」25。同治元年《江西合省公檄》、同治八年《遵義城鄉合屬士民公呈》、光緒二年《河南紳民公議》、光緒九年《福建尤岩州公議條規》等不厭其詳地告戒男人，一旦他們的妻子入了洋教，其後果便是「本婦視本夫如糞土」。中國男性的尊嚴不僅在戰場上喪失殆盡，似乎在性能力上也不堪一擊。文人用最污穢的語言渲染傳教士的性醜行，反映了文人自身恐懼與自卑交織的複雜心理因素，一方面極力否認西方有任何可取之處，認為西方人只知「漁利漁色」，西方的物是「淫技奇巧」，另一方面在醜詆洋人的同時，卻竭力誇大他們的性能力，認為中國婦女並不是真心信仰基督教，只是貪戀與洋人情欲之歡。文人的行文裏雖然充滿了厭惡與鄙棄，可是他們的內心始終不能擺脫嫉妒與屈辱。福州烏石山年輕婦女在洋人教堂「似笑非笑」之態，令士紳們覺得「壯夫受辱於婦人之前」，怒不可遏，他們沒有能力阻止婦女入教，只得把仇恨傾泄到傳教士身上，此時，除了一把火燒毀教堂之外，簡直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泄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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