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8
强权民主论
有限民主论、一国民主论的进一步演绎就是强权民主论、强国民主论。一方面，实行内部民主制有利于实现强国梦，进而对外实行强权和霸权；另一方面，只有实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才能为实行内部民主制“保驾护航”。
王小东揭示了“民主奴隶制”的“秘密”：“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实行民主制则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有利于对奴隶种族的集团镇压。“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但我们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民主制。王小东反对“弘扬”祖宗传下来的“主和哲学”和“阉者文化”。中国人“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张文木把强权民主论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海权民主论。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１９９９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既然两条路上都有风险，想来多数中国人宁肯要前者而不是后者。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参见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６期）于是形成了以下的逻辑链条：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海上军事力量（和海权）就没有海外经济；因此，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海军、“强力打散”环岛锁链，就不可能真正赢得并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王小东说：“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他完全否定了人类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强权即公理”与“天赋人权”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前者是不负责任的强者的蛮横逻辑，后者是不甘堕落的弱者（及其同情者）的正义吁求。“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软权力，当中国身为弱者时，自我放弃这种软权力是愚蠢之举；“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他人是一种攻击口实，对自己则是一种精神鸦片，当中国从弱者向强者转化之际，要切忌“强权民主论”、“海权民主论”之类具有致幻乃至致命危险的毒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多读一点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将会是特别有教益的。例如盛邦和最近发表的《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就很值得一读。
笔者历来认为：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吸取胡适等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既要坚守自由主义的学理并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进行“启蒙”，更要做一个正视民间苦难、勇于挑战国内外不公正状况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参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谓“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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