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8
三、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在传统中国中，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不是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主义，这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14）较近，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长期统治中国。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因此，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而发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这种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性。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应对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了文化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侵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论述，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
这种转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当时中国国家建立与发展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说，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15）
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设计和方略，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又都诉诸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首先认识到的是西方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中日战争的失败，政治精英们从历史的波折中认识到政治制度以及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想赶上西方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人民。王韬认为要把两者结合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而且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才能做到。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
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改革已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已是必要的，于是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要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给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存在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这样，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孙中山最初强调较多的是人民权力，后又转向了民族国家和组织方面，并基于此的考虑，在1960年提出建国的三大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后又受苏联影响，认为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则是首要任务。他主张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组织和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蒋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人民大众，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16）正如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是的国民党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人民大众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从以上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动的复杂性。民主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说来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的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由于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这样，人民主权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是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