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作用的反思
「摘 要 题」农村公共物品
「关 键 词」农民/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创新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农村公共产品相对于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所谓“私人产品”而言，指在一定范围内农村居民消费、享用的具有“非排它性”和公益性的各类物资或服务，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具体来说包括：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供水、供电、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综合整治，防灾减灾、气象、公共科技资源与服务，病虫防治，行政、法律和社区服务等。
目前国内对公共产品的研究主要就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的关系、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体制方面来展开，对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界定及分类还比较模糊，对于农村公共产品层次的科学划分和体系的构建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社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应该承担多大的作用才算合理可行缺乏深入研究，对农村公共产品层次认识不清。各级政府由于缺乏科学、合理、强制性的责任，也由于对这一理论层面研究的乏力，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除了政府以外，哪些主体也能有效地参与进来？各供给主体之间遵循怎样的原则、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事实上，政府也有其自身的盲点，政府也会由于内部原因而失败，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怎样才能持续增加？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最大受益群体——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都急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西部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普遍短缺，这已成了严重制约西部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大力增加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与创新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打破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瓶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群体——农民，要不要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怎样有效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传统和目前的公共产品理论都没有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一根“软肋”。农民积极、有效的参与，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的重中之重，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证我国农村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本文主要就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作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二、农民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有效参与不足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任何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和体制，都具有激励功能，都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而只单纯的、强制的、被动的作为为农村公共产品买单的主要“付费者”，农民有效参与的不足，已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持续增加的一大障碍。
（一）“局外人”决策体制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和价值偏好
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作主”，仅仅依照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想当然地设定农民的需要和想法，并把这可能错误的想法付诸实践，甚至强迫农民接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阶层，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自己对利益的关切程度也不尽相同，有时同一问题所带来的利益对不同的阶层可能是根本冲突的。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已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主体，其行为和目标已与农民追求的目标发生严重冲突，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失调和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培育等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这些对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的产品，由于投资巨大，技术要求高，又具有溢出效应，单个农户根本无力和不愿生产这些产品，由于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得农民单位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造成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力能够转移的农户干脆就不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我国的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而与此相对应，一些楼堂馆所、“七站八所”等农民较小需要的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则供给过剩，甚至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损害了农民利益。农民最需要的东西，自己没有表决权，却由“局外人”决策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局外人”决策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了农民真实的需要和价值偏好，不可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不可能使农民满意，不可能促进农村的长久发展。
（二）制度外筹资为主的资金筹措制度加重了农民负担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演变而来的。当时，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起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公共社区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政治、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农村就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家公共收支系统，具有很强的制度外供给特征。即便这样，也能够基本满足公社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需要，因为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整个公社就是一个大家庭，不存在私人生产，也不存在私人产品要依赖于公共产品才能生产。从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便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变更，仍然沿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远远不能由乡镇的财政收入完全承担，特别是在西部贫困的农村，乡镇财政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公共资源。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级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所以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农民负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管理、监督体制的缺失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效率的损失
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管理、监督体制之外，没有把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群体——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结果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预算的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难以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进行规范的监督。无论是国家的支农资金，还是地方政府制度内与制度外公共支出资金，都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并且经常挪作他用，造成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太多，公共资源被一层层“过滤吸收”，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农民被拒之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管理之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偏好来选择农村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说了算，而政府由于其自身的逐利性，只重视“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轻视“纯公共产品”的提供；更愿增加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不愿增加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的缺失，往往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和无序增长，只会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