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0
三、清代前中期人口增长率
现在回头总结一下仅依官方数字得出的康雍、乾、嘉道三个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含滋生人丁）为0.7％， 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为1.49％，乾隆六十年至咸丰元年为0.58％，前面指出的诸多漏洞，已经反映出，乾隆年间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而言，从逻辑和实践仍可辩驳：
1.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与康雍、嘉道相较，乾隆朝不过是封建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环，生产技术并无任何重大突破。至于人们普遍认同“高产作物”的因素，其实并非均在乾隆朝蜂拥而至。这些作物从引进到推广、普及，有一个陆续、缓慢的发展过程。例如玉米、蕃薯，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引入中国，在清代逐渐推广。而近代中国百姓的“救荒粮”马铃薯，从1705年引入中国，直至19世纪以后才得到普及。如果说乾隆朝人口增长有高产作物的因素，那么嘉道时期又何尝没有呢？况且，与其说是高产作物的推广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不如说是人口的增长促进了高产作物的栽培和推广。将清代人口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启示。
2.由于乾隆朝在人口统计标准上的重大转变，由于统计工作的不断完善，以前皆免予登记人口的众多特权贵族、下等户、边区游民、山区棚民、沿海灶户、渔民乃至大量边疆少数民族等不断“咸登版籍”。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增加当属“人为”而非“自然”增殖，这种“人为”增殖人口的大量出现，当是史籍所载乾隆朝人口“激增”、“爆炸”的实质所在。
那么，抛开这些不实成份，乾隆朝人口增长率可能在什么程度呢？由于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大致确定了清初人口的基数，又已知清后期人口峰值数，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个谨慎的求证和估计。
康雍年间人丁数的不实已是众所公认的。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清朝统治即趋于稳定，人丁统计标准亦相对固定，从人丁数的前后变化反映出的人丁年均增长率应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嘉道年间同理。因此，从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0.7％和嘉道间的0.58％三个时段的人口增长率中， 我们取其中数0.7％（注：帕金斯（Perkins）的计算结果是，1650—1850年间中国人口的成长率为0.6％， 陈春声通过对广东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人口增长考察，算出年均增长率为0.68％（参见陈春声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C广东米价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另据《清实录》计算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亦是0.7％，均与此估计增长率接近。）作一检验。
以清初1.5亿人口为基数，以0.7％为人口年均增长率向后推算，随机抽出几个年代可得出若干个推测数据，将推测数据与《清实录》所载数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少新的问题，请见下表：
表3 《清实录》数字与推测数字比较表
年 份 《清实录》人口数 推测人口数 二者相差(大约)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2010万 1.5亿 5000万
乾隆六年(1741年) 1.4亿 2亿 6000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3亿 2.8亿 2000万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5亿 3.5亿 0
道光三十年(1850年) 4.1亿 4.27亿 1700万
咸丰元年(1851年) 4.3亿 4.3亿 0*
＊康熙三十九年的人口统计单位是“丁”。
比较这组饶有趣味的数字可以发现：
1.推测数字与史载数字基本吻合，且越到后来越吻合，说明0.7 ％的人口增长率是大致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
2.乾隆六年，史载人口数字表面上比康、雍年间已有“飞跃”，但实际上由于漏登、免登等长期形成的历史原因，其对人口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仍然偏低，乾隆初年人口的官方数字为1.4亿，实际上很可能已达2亿左右，已恢复到明末的人口水平。
3.乾隆五十五年左右，出现了推测数字低于史载数字的现象，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①1700年左右1.5亿的人口基数实际上仍是偏低的；②乾隆中晚期的人口增长率确实稍高于此前此后的其它时期，如何炳棣先生认为人口数较准确的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九年（1779—1794）间的人口增长率为0.87％。
4.道光三十年与咸丰元年仅一年之隔，人口统计上居然出现近2000万的差别，计算其人口增长率为4.26％！这种增长率在人口死亡很高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再次说明官方史料的随意性和不可靠。
5.在嘉庆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推算人口与史载人口二度完全吻合，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口即便按现在看来并不算高的增速增长（ 如0.7％），到中后期已逾越3亿、4亿大关，而这几个数字在生产力水平与以往历史时期并无突破性提高的清代，已足以使人们感到压力。
人类自身生产是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规律，如具有社会性、惰性（惯性）、以家庭为范围、周期长等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社会机体的结构”（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社会结构不变，即人类的增殖条件不变， 人口再生产的特点就会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我国解放初期人口行为强大的惯性发展已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此，任何脱离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的行为都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四、结语
基于前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滑。经过近百年的调整、恢复，清初人口与明末相比应略少或接近。表现为具体数字，是1700年左右当有1.5亿或更多的人口。
2.清朝前期、中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并非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起大落，大体上应是稳定而有规律可循的，其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当在0.7％上下。
3.乾隆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或并不在很高程度上高于此前的康雍二朝和此后的嘉庆朝，过高估计“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农业政策或高产作物等救荒粮食的引进对人口的刺激作用，以及依《清实录》记载数字得出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均缺乏真实有力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4.由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及高产作物推广等因素影响，乾隆朝后期的人口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清代人口问题在乾隆年间有所凸现，不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太快，而是本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增速不快，若中间未经人为或天灾中断，到一定阶段亦会对农业社会形成较大压力，乾隆朝不过是这种量变阶段较引人注目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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