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0
【内容提要】清代中叶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在18世纪末出现了人口过剩现象和人口危机，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清中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病变，如资源短缺、物价腾涨、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等等，正是这些病变导致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举步维艰。
【关 键 词】清代中叶/人口压力/经济社会病变
关于清代的人口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注：主要成果有：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 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 1999年第1期）等。）。但对清代人口，尤其是清中叶人口发展的看法却是聚讼纷纭。本文的重点在对清中叶（1741—1851）的人口压力作实证分析，并进而探讨人口压力对当时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 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 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 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 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 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 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 1831 —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 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表1 清代中叶的人口数量及年均增长率
年 份 人口数量 年均增长率
1741 143411559 -
1751 181811359 2.40%
1761 198214555 0.86%
1771 214600356 0.79%
1781 279816070 2.68%
1791 304354110 0.84%
1801 335211520 0.97%
1811 358610039 0.67%
1821 379409421 0.56%
1831 395821092 0.42%
1841 413457311 0.43%
1851 432164047 0.44%
注：本表数据主要源自《清实录》。其中1801年人口数是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人口数为基础的修正数；1821年的人口数则是以嘉庆《会典》中嘉庆十七年（1812）的人口数为基础的修正数。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 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 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5 页。）。 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 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 年为 2. 03 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 《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
表2 清代中叶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年份 1787 1812 1830 1850
地区
江苏 290.99 350.41 383.32 408.84
安徽 197.70 244.23 263.70 268.84
浙江 213.35 257.93 275.75 294.96
江西 116.24 139.85 148.44 148.76
湖北 101.43 145.97 167.84 179.94
福建 97.64 120.06 141.83 125.70
河南 130.80 143.25 147.12 148.77
山东 176.41 188.70 201.18 215.86
全国平均 31.29 38.25 39.64 45.45
资料来源：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474—475页。
表3 清代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
年份 耕地面积 人均耕地
(顷) (亩)
1753年 7352218 4.00
1766年 7807290 3.75
1784年 7605694 2.66
1812年 7889256 2.36
1822年 7562102 2.03
1851年 7562857 1.75
资料来源：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第117—120页）。
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 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 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 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 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 性别比率都高于105 ， 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表4 清代中叶的人口结构
年代 地区 性别 儿童
府县 归属省份 比率 比例
1778 直隶 111.8 31.4%
1773 永平府 直隶 120.6 34.7%
1777 永清县 直隶 108.3 38.3%
1837 济南府 山东 111.5 36.1%
1826 济宁县 山东 115.7 39.0%
1816 河南 39.7%
1776 大同县 山西 46.7%
1748 榆次县 山西 46.4%
1784 代州县 山西 52.8%
1843 阳曲县 山西 40.6%
1771 汾州县 山西 43.9%
1803 洛川县 陕西 126.7 37.1%
1784 盩厔县 陕西 125.0
1829 宁陕厅 陕西 154.2 34.2%
1783 澄城县 陕西 156.4
1820 苏州府 江苏 134.4
1793 常熟县 江苏 135.1
1816 松江县 江苏 128.1
1785 义乌县 浙江 118.3
1826 歙 县 安徽 120.7 35.6%
1829 漳州府 福建 41.6%
1829 连红县 福建 39.5%
1835 龙岩县 福建 40.0%
1835 浔州府 广西 109.5 42.4%
1845 大姚县 云南 110.9
1843 重庆府 四川 112.8
1814 三台县 四川 107.2
1795 邛州县 四川 101.2
1810 郫 县 四川 111.5
1815 成都县 四川 125.7
1833 石泉县 四川 116.5
资料来源：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第33—34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关 键 词】清代中叶/人口压力/经济社会病变
关于清代的人口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注：主要成果有：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 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 1999年第1期）等。）。但对清代人口，尤其是清中叶人口发展的看法却是聚讼纷纭。本文的重点在对清中叶（1741—1851）的人口压力作实证分析，并进而探讨人口压力对当时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 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 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 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 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 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 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 1831 —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 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表1 清代中叶的人口数量及年均增长率
年 份 人口数量 年均增长率
1741 143411559 -
1751 181811359 2.40%
1761 198214555 0.86%
1771 214600356 0.79%
1781 279816070 2.68%
1791 304354110 0.84%
1801 335211520 0.97%
1811 358610039 0.67%
1821 379409421 0.56%
1831 395821092 0.42%
1841 413457311 0.43%
1851 432164047 0.44%
注：本表数据主要源自《清实录》。其中1801年人口数是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人口数为基础的修正数；1821年的人口数则是以嘉庆《会典》中嘉庆十七年（1812）的人口数为基础的修正数。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 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 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5 页。）。 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 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 年为 2. 03 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 《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
表2 清代中叶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年份 1787 1812 1830 1850
地区
江苏 290.99 350.41 383.32 408.84
安徽 197.70 244.23 263.70 268.84
浙江 213.35 257.93 275.75 294.96
江西 116.24 139.85 148.44 148.76
湖北 101.43 145.97 167.84 179.94
福建 97.64 120.06 141.83 125.70
河南 130.80 143.25 147.12 148.77
山东 176.41 188.70 201.18 215.86
全国平均 31.29 38.25 39.64 45.45
资料来源：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474—475页。
表3 清代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
年份 耕地面积 人均耕地
(顷) (亩)
1753年 7352218 4.00
1766年 7807290 3.75
1784年 7605694 2.66
1812年 7889256 2.36
1822年 7562102 2.03
1851年 7562857 1.75
资料来源：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第117—120页）。
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 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 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 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 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 性别比率都高于105 ， 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表4 清代中叶的人口结构
年代 地区 性别 儿童
府县 归属省份 比率 比例
1778 直隶 111.8 31.4%
1773 永平府 直隶 120.6 34.7%
1777 永清县 直隶 108.3 38.3%
1837 济南府 山东 111.5 36.1%
1826 济宁县 山东 115.7 39.0%
1816 河南 39.7%
1776 大同县 山西 46.7%
1748 榆次县 山西 46.4%
1784 代州县 山西 52.8%
1843 阳曲县 山西 40.6%
1771 汾州县 山西 43.9%
1803 洛川县 陕西 126.7 37.1%
1784 盩厔县 陕西 125.0
1829 宁陕厅 陕西 154.2 34.2%
1783 澄城县 陕西 156.4
1820 苏州府 江苏 134.4
1793 常熟县 江苏 135.1
1816 松江县 江苏 128.1
1785 义乌县 浙江 118.3
1826 歙 县 安徽 120.7 35.6%
1829 漳州府 福建 41.6%
1829 连红县 福建 39.5%
1835 龙岩县 福建 40.0%
1835 浔州府 广西 109.5 42.4%
1845 大姚县 云南 110.9
1843 重庆府 四川 112.8
1814 三台县 四川 107.2
1795 邛州县 四川 101.2
1810 郫 县 四川 111.5
1815 成都县 四川 125.7
1833 石泉县 四川 116.5
资料来源：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第33—34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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