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汇嬗变看社会时代演进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9
[摘 要] 词汇是社会历史文化足迹的印记，从词汇的嬗变可以看到社会的演变和时代的进步。通过词汇还可看到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层面的变异，因此正确地掌握和使用词汇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信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关键词] 词汇；嬗变；社会时代；演进
语言文字的时代；演进发展变化和社会时代的演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词汇的嬗变更能体认到社会时代的脉搏跳动。非但如此，词汇的嬗变还可以看到社会时代的历史足迹。
社会和时代都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状况，社会侧重于空间，而时代侧重于时间，实际上这两者都是不可割裂的。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环境地域，不同的人群层次，即使表达同一内容，其使用的词汇都不相同。例如，同是用第一人称：“我”侧重于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我”字由“手”拿着“戈”组成；“自”侧重于强调个人的自然生存状态，“自”字原本就是“鼻”字；“吾”侧重于强调个人的社会地位，“吾”字由“五”“口”组成，标志其社会上的话语权；“余”侧重于自谦语气，似乎是多余的人，其实不然；“寡人”则是皇帝自称了。同是用第一人称：北方人常使用“咱”，表明我这口人想自由自在地活着；而北方农民常用“俺”，表明北方农民喜欢在大田上甩开鞭子驱赶牲畜耕种土地；南方的客家人自称“厓”，表明北方汉人南迁到南方多居住山区；而上海人则自称“阿拉”，则表明在上海滩都是平等独立的人，要出手相拉相帮。从以上对第一人称的表述，可以看得出其深刻的社会内含。
同一时代，不同的社会国家其使用的词汇也有所不同。据有关专家学者统计，在汉字词汇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是：的、一、是、人、不、在、有、大、十、二、中、国、三、了、日、会、上、五、他、年、之、为、时、行、六、四、出、我、生、七、这、下、月、个、学、来、于、以、及、和、可、九、本、到、公、地、分、后等４８个。西方英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不”和“我”；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也是“不”和“我”；而在汉语中则不同，“是”在“不”之前，“人”在“我”之前的２４位。可见，西方把“不”的否定放在“是”的肯定之前，把“我”放在“人”之前，是有其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敢于说“不”，敢于大胆否定，这就孕育着一股奋勇前进的动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满现状的情绪，易滑于轻易否定的状态。而把“我”放在“人”之前，强调尊重自我的个人人格，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隐私，而易于忽略他人的利益，忽略人类的伦理关系。东方人则相反，把“是”放在“不”之前，把“人”放在“我”之前，这也有其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东方人把“是”放在前，追求的是肯定，即使是找寻出问题、缺点来，也称之为“实事求是”，社会因此较易处于稳定和安息，但又容易造成满足于现状和因循守旧的惯势。而把“人”放在“我”之前，则把国家、群体、家族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的上面，即常说的“先国家，后集体，再后个人”，但又容易妨碍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不易重视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所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２７～２８页）这一分析比较，所得结论确为至理。
同一中国社会，在不同时代，其使用的词汇也有所不同，从而可看出其演进的轨迹。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十年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是：走资派、当权派、三家村、一小撮、黑帮、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革命小将、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夺权、黑手、派性、保皇派、逍遥派、反动学术权威、三支两军、文攻武卫、砸烂狗头、斗私批修、破四旧、立四新、吃老本、立新功、斗批改、样板戏、老三篇、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四个伟大、向毛主席请罪、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致敬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爬虫、变色龙、大串联、三结合、打着“红旗”反红旗……。而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９年廿年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却变成：中国特色、改革、平反、一号文件、万元户、顶替、托福、乡镇企业、小康、国债、股票、倒爷、奖金、打工、爱滋病、炒鱿鱼、一国两制、赞助、甲A甲B、希望工程、下海、第三产业、迪斯科、回扣、跳槽、生猛海鲜、电脑、白领、兼职、大款、卡拉OK、快餐、休闲、减肥、打假、商品房、市场经济、转换机制、两个转变、招商引资、费改税、资本运作、资产重组、软着陆、降息、年薪、回归、知识经济、下岗、分流、按揭、克隆、上网……。从这两个时代流行的词汇中非常明显地看出：前者流行政治词汇，后者流行经济词汇；前者流行革命词汇，后者流行改革词汇；前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者流行封闭词汇，后者流行开放词汇；前者单从文字可理解词汇，后者要从译音来了解外来词汇；前者单纯汉语词汇，后者中英混合词汇。从以上的比较可看出，社会在不断演变，时代在不断前进。
[关键词] 词汇；嬗变；社会时代；演进
语言文字的时代；演进发展变化和社会时代的演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词汇的嬗变更能体认到社会时代的脉搏跳动。非但如此，词汇的嬗变还可以看到社会时代的历史足迹。
社会和时代都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状况，社会侧重于空间，而时代侧重于时间，实际上这两者都是不可割裂的。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环境地域，不同的人群层次，即使表达同一内容，其使用的词汇都不相同。例如，同是用第一人称：“我”侧重于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我”字由“手”拿着“戈”组成；“自”侧重于强调个人的自然生存状态，“自”字原本就是“鼻”字；“吾”侧重于强调个人的社会地位，“吾”字由“五”“口”组成，标志其社会上的话语权；“余”侧重于自谦语气，似乎是多余的人，其实不然；“寡人”则是皇帝自称了。同是用第一人称：北方人常使用“咱”，表明我这口人想自由自在地活着；而北方农民常用“俺”，表明北方农民喜欢在大田上甩开鞭子驱赶牲畜耕种土地；南方的客家人自称“厓”，表明北方汉人南迁到南方多居住山区；而上海人则自称“阿拉”，则表明在上海滩都是平等独立的人，要出手相拉相帮。从以上对第一人称的表述，可以看得出其深刻的社会内含。
同一时代，不同的社会国家其使用的词汇也有所不同。据有关专家学者统计，在汉字词汇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是：的、一、是、人、不、在、有、大、十、二、中、国、三、了、日、会、上、五、他、年、之、为、时、行、六、四、出、我、生、七、这、下、月、个、学、来、于、以、及、和、可、九、本、到、公、地、分、后等４８个。西方英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不”和“我”；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也是“不”和“我”；而在汉语中则不同，“是”在“不”之前，“人”在“我”之前的２４位。可见，西方把“不”的否定放在“是”的肯定之前，把“我”放在“人”之前，是有其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敢于说“不”，敢于大胆否定，这就孕育着一股奋勇前进的动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满现状的情绪，易滑于轻易否定的状态。而把“我”放在“人”之前，强调尊重自我的个人人格，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隐私，而易于忽略他人的利益，忽略人类的伦理关系。东方人则相反，把“是”放在“不”之前，把“人”放在“我”之前，这也有其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东方人把“是”放在前，追求的是肯定，即使是找寻出问题、缺点来，也称之为“实事求是”，社会因此较易处于稳定和安息，但又容易造成满足于现状和因循守旧的惯势。而把“人”放在“我”之前，则把国家、群体、家族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的上面，即常说的“先国家，后集体，再后个人”，但又容易妨碍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不易重视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所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２７～２８页）这一分析比较，所得结论确为至理。
同一中国社会，在不同时代，其使用的词汇也有所不同，从而可看出其演进的轨迹。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十年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是：走资派、当权派、三家村、一小撮、黑帮、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革命小将、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夺权、黑手、派性、保皇派、逍遥派、反动学术权威、三支两军、文攻武卫、砸烂狗头、斗私批修、破四旧、立四新、吃老本、立新功、斗批改、样板戏、老三篇、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四个伟大、向毛主席请罪、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致敬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爬虫、变色龙、大串联、三结合、打着“红旗”反红旗……。而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９年廿年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却变成：中国特色、改革、平反、一号文件、万元户、顶替、托福、乡镇企业、小康、国债、股票、倒爷、奖金、打工、爱滋病、炒鱿鱼、一国两制、赞助、甲A甲B、希望工程、下海、第三产业、迪斯科、回扣、跳槽、生猛海鲜、电脑、白领、兼职、大款、卡拉OK、快餐、休闲、减肥、打假、商品房、市场经济、转换机制、两个转变、招商引资、费改税、资本运作、资产重组、软着陆、降息、年薪、回归、知识经济、下岗、分流、按揭、克隆、上网……。从这两个时代流行的词汇中非常明显地看出：前者流行政治词汇，后者流行经济词汇；前者流行革命词汇，后者流行改革词汇；前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者流行封闭词汇，后者流行开放词汇；前者单从文字可理解词汇，后者要从译音来了解外来词汇；前者单纯汉语词汇，后者中英混合词汇。从以上的比较可看出，社会在不断演变，时代在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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