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现象学刍议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四．怎样过的才是节日？
以上的讨论还显示出，节日虽然与人有根本的联系，却基本上是超人为的。从其本性（第一来源）上讲，节日是不可规定的，不可强迫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规定者与被规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体与客体、观念理性与感官欲望……那里都没有真正的节日。节日是生命节奏与命运感受相交和而生发出的赞歌：它们是追忆之歌，又是希望之歌，也是及时行乐、忘怀得失之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它们是人生与天地日月以时相通的“眼”。
那么，节应该怎样过才算实现出节的本性了呢？
首先，尽管节日都有自己的内容，但它总有一个非对象化的、让生命能自由舒展的维度。这也就是说，节日中总有一种无为而为的、和缓交融的发生与推动。而这首先就意味着需要“天下太平”，或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需要一种深刻意义上的“和-平”。兵荒马乱、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不管是现实中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极不利于“过节”。反之，如果能过节，这节的根底处涌现出的和平氛围或可消弭兵灾。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贵胄都从未或极少敢于自立什么节日的，而是以在传统节日期间“与民同乐”、感受太平盛世为殊荣。在这方面，西班牙的一位跨文化学者和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R. Pannikkar）很有些出色的见地。他认为和平既不是为自己争来的，也不是向别人强加的。和平是被接受的，总含有“受赐”的、“感恩”的非对象化的成份；它们又是被发现的和被创造的，没有现成在那儿的和平。“和平是圣灵的礼物。” 一般人认为“不打仗”就等于和平，失之过简，因为“战胜”和“极权”等形式下的不打仗不是真正的和平，不仅其中潜伏着战争、暴乱和“恐怖主义”的可能，而且也缺少天下太平的原味。潘尼卡之所以有超出西方传统乃至现在的许多政治家、哲学家的见解，一是他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由海德格尔深化了的存在论解释学，二是他与东方文化和哲学，特别是佛学的实质性对话产生了效果，因此他能有“和平是对存在节律之和谐的参与” 的出色见解，惜乎语焉而不详。其实，和平的真义就呈现在节日的真实氛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节日乃是和平开出的花朵。没有外在与内心的和平、宁静、劳动与春秋，就不会有原发的节日感和节期感。
第二，在节日的根源处是活生生的时间节奏，它一定要以海德格尔早期讲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显示”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在节日那里，“人的生存时间”本身一定要歌舞出和激荡出浪花，不然就缺少节日气氛。这表现在：（1）不少重大节日本身处于农历或节气的交接处（春节、立春、清明、中秋等）；（2）节的来源、讲究、风俗或过法本身含有时间花样，比如日子与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相呼应（圣诞、佛诞、湿婆诞辰、国庆等）；数字的花样（比如节的月与日的数字有讲究：1.1; 1.15; 2.2; 3.3; 5.5; 7.7; 9.9; 12.24等）；和节期中的小相应，比如春节期间送灶王上天（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三]日）相应于正月初四接灶王回府，除夕夜的烟火与元宵节的灯火相应；以及风俗、禁忌造成的生存时间的异常与激漾，比如除夕的守岁，正月初一的祭祖、放爆竹，[白天]不许炊煮、不许倒垃圾等等造成的不寻常和不方便。没有这些讲究和由它们构成的新鲜的生存时间感受，就难有浓厚的节日气氛。
（3）节日似乎有一种通过节与节之间的相互牵连而成大观的趋势。“孤节”就不如“连串节”更像节。而且，这也似乎是节日的兴衰的标志之一。正在兴起的节会“俘获”另一些日子以作为自己的“伴节”（比如中国的春节在全盛之时俘获了灶王节、元宵节、乃至腊八节；西方的圣诞节与西历新年连成串），并从风俗中获得多层的外围、讲究和“晕圈”，显得更丰富多姿；而走向衰败的节的时机讲究和内结构就处于被剥落和塌陷的过程之中，断井颓垣，形影相吊，日渐凄凉。
（4）与上两点密切相关，过节本身必有一种溢出了节日当下时[比如“大年初一”]的、对总体时间势态的鲜明感受，即：在过节前有预期（Protention），在过节后有保留或回味（Retention），而且过节前与后之间有鲜明的区别感，好像跨过了某个重要的界限。换言之，这应是一场真实深刻的体验。这里面，要以“对节日的预期”最有纯粹的活跃的节日感。过节绝不只是过那个“现实的（real）”节，更不止于体验节的“实项内容”（比如“吃饺子”、“得圣诞节礼物”、“拜年说吉祥话”等），而更在于对那形成“节日气象”的边缘视域的体验，这样才能真正经验到“节日本身”这样一个意向对象，它的背后有各种被动的（前意识的）和主动的活动的构成。
为什么“对节日的预期”最有纯洁欢乐的节日感呢？因为，如前所述，节日本身一方面不是个现成对象，另一方面又是活生生的时机化的真实存在，“氤氲化醇”， 而“节日预期”恰恰最充沛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实在的节日还未到，还未成为手边的一个现成者，但它已经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时间的切近期望视域之中，已进入了节日的那放射着魅力和光彩的晕圈或氛围之中。换言之，节已在这光环朝霞之中诞生，越来越充满热力与辉煌地向我们迎来；人们还未尝到它带来的让人精疲力竭或磕磕碰碰的一面，却已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它的真实与可爱。而且，这种“越来越……”的提升感、来临感和交汇感正是节日的神髓之所在。
第三，既然节日是生存时间与体验的旋涡、交汇和跌宕之处，那么，节日越含有不寻常的交汇与新鲜经验的构成，就越像个节。而这种“不寻常”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某些禁忌（taboo）的突破，开日常体制的玩笑。这方面最触目的现象似乎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酒神节。人们在春天来临时的某一天庆祝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复活，载歌载舞，放浪形骸，在身心沉醉之中与自然重新相会。这时，人们可以违反平日的某些禁忌或界限，比如社会等级的界限、公共与私人场合的界限、理智与醉态的界限等等。西方的“愚人节”是另一种表示。印度的霍利（洒红）节中，人们可以相互开玩笑、对骂和说粗话，互泼红水[后来传到缅甸和中国云南，为“泼水节”]，不但无人介意，且使人突破平日的种姓之分、男女之别和敌友对立，最后相互祝贺、消除隔阂。中国的春节与元宵节“开夜禁”，守岁至夜半，并放爆竹迎新年，等等，也有突破禁忌之意。为什么要放爆竹呢？一个传统的解释是：除夕是一年最后一夜，属“月穷岁尽之日”，阴气浓重，于是神鬼游走，弄不好会犯人致病。所以古来便有以火烧竹竿以爆之，用来驱鬼的风俗。据说“山臊”这种能让人患病的鬼最怕听爆竹之声。《荆楚岁时记》讲：“元旦爆竹于庭，以辟山臊。”《通俗篇·俳优》载：“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仗。”《日下旧闻考》（147卷）言：“燕城烟火诸制，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带声曰三级浪，不响不起、旋绕地上者曰地老鼠。……统名曰烟火，……通宵以为乐。”
与破戒同时的可能还有节日或节期自身设立的禁忌，如伊斯兰的斋月与开斋节，春节的各种禁忌与“破五（正月初五禁忌终止）”。由此造成节日中起伏异常的生存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些破戒与禁戒在节日的时机光环中得到升华，“粗话”不再只是“粗”，放炮仗不再只是喧闹和惊扰，它们构成新的体验，创造让对头们和解和心灵更新的机会。
五．中国节日现状反思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见出，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所赋予的突出特性，即生存时间化与家庭亲情化。但它们在现行的中国官方认可的节日系统中已被极大地削弱。
中国现有的法定节日有十个，它们是：新年（西历1月1日）；春节；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8日）；植树节（3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五四青年节（5月4日）；国际儿童节（6月1日）；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日）；国庆节（10月1日）。其中只有春节一个传统文化节日。真正带有文化色彩、为全民所自发共庆的也止此一节而已。其他的“节日”，或与职业有关，或与“国际”有关。相比于东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节日系统，中国的节日与其传统形态的差异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少自己文化特色的。一个外来人，不用了解别的什么，只要对比一下这两种文化朝向几乎完全不同的节日体系，就可推测出，这个民族或国家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之中，必然经历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突变，不然绝不至于有如此断裂性的反差和变态。于是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在他或她的心中：这个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精神突变的民族，还能有真正的节日感受吗？他们还能够在真实的意义上过节吗？其实我们也可以自问同样的问题。甚至还可以问：当中国人为赢得2008年奥运会这个传统西方节日的举办权而举国上下欢庆之时，想没想过自己的节日还在哪里？
更有甚者，就是这唯一残存的春节，其文化含义也已经被剥离得所剩无几。首先，它的节期结构已被破坏，节前的伴节，比如冬至、腊八节和灶王上天节等已消失，节后的“初三”、“破五”、“初七人节”、“元宵节”等已残破不堪。春节已被孤立化为“除夕”加上“年假期”。其次，许多伴随的风俗，比如祭祖、晚辈给长辈磕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亲戚朋友相互拜年、送迎财神等，正在消失或弱化。官府明令禁放炮仗烟火，更是欲将几乎是最后一点传统的年节气氛清除净尽。以炮仗伤人、引火为由来禁放花炮，而不是想方设法地规范管理，做趋利避害的引导，这种政府行为中暗含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歧视。吸烟每年致死者和引火者，比短暂的放花炮损伤者要多得多，为何不禁？如果说允许吸烟的存在是“利大于弊”，那么春节允许中国人在城市里放花炮难道就不利大于弊了吗？而且，如上所述，只靠实用理性和实证理性，是无法有效地评判节日的存在理由与过节方式的。以现在春节的衰败情况，再没有了放花炮这一古远节俗，此节还有多少文化蕴意和节日氛围呢？前面所讲的也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即放爆竹烟花是春节的内在节素，就像喝酒歌舞是希腊酒神节、互泼红水是印度霍利节的节素一样。一个安安静静的、不管是当年“革命化”的还是现在这种功利理性化的除夕和大年初一，根本不能算是在真实的意义上过春节。北京老百姓自发地突破禁令放花炮，是一种出自中国文化本能的“节日化”举动，是在拯救这个已经身患重病的节日。中国人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节日，如果连这“最后的爆仗声”也听不到了的话，原本意义上的“中国节”就在中国的中心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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