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从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
三派鼎立后的争议
这些进展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始出现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鼎立互动的局面。
首先是认同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部分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史家，厌弃以势压人的伎俩，出现了向现代学术流派转化的迹象。
其次，包括笔者在内的一大批史家，主张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这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流派，出版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论著。以此为取向的史家在方法上通常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弄清史实为基本出发点，强调言必有据。二是遵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尊重和珍视学术自由。
再次，作为对棍子党和所谓"以论带史"的霸道学风的反动，一些史家着意让价值判断退隐，主张寻求历史真实，"为学术而学术"。他们多半是受过良好现代史学训练的中青年史家，大都成果累累，卓有成就。
后两家是自发形成的治学趋势，既无纲领，更无独立的组织或领袖，但代表着现代史学在中国的进展。
不过，一些坚持意识形态史学的人士对这一局面很不习惯，他们一再利用手中可以动用的权力资源，一次又一次发动所谓批判和斗争。它与现代社会正常的学术争论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1，冀图以权力压服对方，等而下之的更干出编造材料打小报告的勾当。2，不讲史德，肆意歪曲论敌的观点和论据。3，联想力丰富，动辄把学术分歧提升为政治分歧，总是冀图以"卖国"、"反对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在中国份量惊人的政治帽子戴在别人头上。4，不下苦功收集和研究史料，爱讲空话大话。更差劲的进而把形式逻辑置诸脑后，简直语无伦次。有的甚至连批判的书都没有读过，便能炮制出洋洋洒洒的大文。
他们的责备通常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没有坚持把战争等同于爱国，和平就是投降；敢于剖析中国政府和士绅的愚昧，揭露制度落后和决策错误造成的严峻后果。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亵渎了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
第二，没有把西方在华人士一概视为侵略者，敢于肯定其中一些人干了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好事。没有把列强侵占的香港和租界说成是毫无可取的罪恶渊薮。第三，为"反动人物"翻案。敢于说不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有其历史性贡献，就是袁世凯的作为也不是一无是处。第四，给"革命"和"革命人物"抹黑。不但敢于谴责义和团没有什么革命性，还揭露了太平天国的腐败和倒行逆施。就连林则徐、孙文等等的失误也一一出现在笔下。第五，说到底是敢于冲破把中国近代史化简为革命史的框框，如实揭示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转型中新陈代谢的复杂和极其曲折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外部(包括对外战争)和内部的各种历史现象和事件。
其实，这些指责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
一是史学要不要说真话?
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不敢正视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情况，理智就不可能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成为国魂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从不害怕民族自省，因为这是推动自身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靠虚假构筑起来的盲目自大虽可满足一时的民族虚荣，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被狂妄愚昧的权奸利用，把整个国家推向危险的深渊。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义和团就是活生生的典型。
二是历史文本是独立的学术还是权势者的宣传工具?
在现代社会，学者和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群体，他们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管理阶层和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管理群体鼎足而三，在互动中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应是思想和知识的中心，向后者提供教益，而不应倒过来成为后者的驯服工具。如果他们自愿或被迫缺位、错位，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记忆犹新的图景。
在曾以"董狐笔"傲世的国度要辩论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光荣。
以上状况无非表明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不是某些史家一时的糊涂和失误，而是半个世纪文化教育的失误的恶果。我们的知识阶层在知识上固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更可怕的是他们缺少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牢固信念，根本不知道这是国家创新能力和民族文化更新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不必怀疑他们缺乏爱国热忱，但其运思方向客观上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少史家已经觉醒，特别是一批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史学基础的青年史学家正在迅速成长。他们中不少人已显示了独立人格和学术创新的魅力。一元世界已是昨日残梦，多元格局已无法扑灭，学派崛起的图景也已日益清晰。
- 上一篇：和平崛起，中国人的宣言
- 下一篇：当代中国是否需要儒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