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从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
不应忘怀的理论思考和企盼
20年的风风雨雨，既留下以《天朝的崩溃》等书为代表的应该写入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硕果，也留下不应忘却的教训。窃以为至少有三条是不应忘怀的：第一，即使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统率一切。与阶级斗争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军事领域，也有大量的与阶级斗争无关的现象。政党、军队和其他革命机关内部，与一切有人类的地方一样，必然有认识和意见分歧，把这些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为权力滥用大开绿灯，造成多少人间惨剧!
为什么苏区和根据地一再出现"肃反扩大化"?
把它归结为某个人的品德和路线，显然过于肤浅，更重要的原因看来有二：一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极端化；二是在部分地区掌握了政权，却没有建立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以革命的名义建立了不受限制的全能政府，相应的恶果接踵而至。
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少领域与阶级斗争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告别中世纪，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整个社会的管理系统全面现代化。这个过程通过各个领域持续的发展和改造实现。当旧势力成了发展与改造无法逾越的障碍之际，会导致剧烈的冲突乃至革命，但障碍炸毁以后，依然需要发展与改造去推进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简单地说，发展与改造是常态，冲突与革命是变态，后者为前者服务。确认这个理论基点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基石。长期以来，不少史事与人物因为没有沾上革命味而遭贬斥，而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视角去审视，其贡献却无疑应该镌刻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上。追寻现代经济、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乃至现代政治、法治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史迹不胜枚举。随便举个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诅咒晚清帝国的腐朽，但却无法抹煞一个基本事实，
20世纪中国现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清帝国在最后10年的新政中奠立的。
结论只能是：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解释部分历史现象，但不可能分析一切。所谓三大革命高潮为纲不过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运用，它之所以陷入困境，为越来越多的史家摈弃，重要原因之一是把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和极端化。
第二，到哪里去寻找现代政权合法性的资源?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这一说法隐含着一个前提：为历史上的革命辩护就是为通过长期革命战争建立的现政权的合法性辩护。于是，否定三大革命也就是否定了现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个荒唐和令人发噱的逻辑。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只要所谓"三大革命"之中的一个逃脱了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随之失去存在的根据，何来什么"合法性"!任何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都只能在自身的作为中去寻找。其中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建立民主制度，让公民通过定期的选举表达对现政权的态度。二是通过自身的作为去赢得公民对现政权的的支持。把中国共产党人与义和团等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放火之徒相提并论，实在不伦不类。
第三，必须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制度。
什么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制度? 这就是已写入我国宪法的"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制度。
从50年代开始的所谓"学术批判"，至文化革命时期的"全面专政"达到颠峰，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非常不幸，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成了这一专制主义的工具之一。
李慎之先生说得好："……极左路线是中国真正的国耻，要是真的忘了，那可真是中国的隐忧。"（李慎之：《朱高正著<纳约自牖>序》）。取消学术自由，伤害知识分子，实质是摧毁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而文化专制制度的孪生物：学霸、告密者、风派在知识阶层涌现，则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和道德崩溃。不敢正视丑恶，学术自由的基础不可能牢靠。学术研究就是推陈出新，学术只能在自由讨论中推进。对学术歧见的回应有两种方式：一是骂倒、骂臭，禁止传播；这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古方正丹。另一种是按现代学术讨论的准则，以"拿证据来"的理性，以比对方更充分的事实(史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果选择后者，近代中国研究必将获益匪浅。笔者馨香祷祝，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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