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都要经历某种门槛。这种门槛可以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进入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门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门槛。但如果门槛过高，则会妨碍正常社会流动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社会中的门槛是大大地加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即便如此，也只能从事某个行业部分产品的调查。因为没有这样的投入，就招聘不到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具备起码的硬件的办公条件，这样就可能在投标时连一个像样的标书也准备不出来。
对比一下90年代以来两次官员下海潮的异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门槛变化的含义。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朝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在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干部带薪下海。但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更由于社会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迹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当然，由于改革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社会转型的过程仍在进行，特别是中国正在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但尽管如此，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相比，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趋于常规化。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教育。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阶层开始处于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这首先是在于，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机会结构开始在阶层或群体的内部锁闭。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社会中的门槛低，机会结构往往是对更大的人群开放的。因此，那时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甚至一个工人几个月不见就成了一个小老板；一个人前些天还在卖西瓜，现在竟然卖电脑了。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社会中的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的内部。于是就出现了阶层的再生产。
阶层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学界一枝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教育具有一种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１９７０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那部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中，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