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20
麦当劳化和社会学
在此项元社会学的练习，我将要分析到当代社会学的发展的基本趋势。本文的论题便是社会学正在被麦当劳化，正如现代社会的其它方面一样。正如布迪厄所说（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81-2）, 社会学的社会学“能教人们（如社会学家）始终意识到，在他们说什么和做什么时，他们不但受到理性的影响，也会受到已有结果的影响。”麦当劳化即是这样一个社会学最近发展的主要结果。不过，并非现代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被麦当劳化到同样的程度。社会学尽管被麦当劳化，但程度并不像快餐业那样深， 那样完全。但社会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产业，而且有迹象表明它还在朝更进一步的麦当劳化方向发展。
麦当劳化是当前困扰社会学领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此主要分析它的负面，应该指出的是，社会学的麦当劳化， 作为社会学理性化的主要内容，并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Ritzer,1996a:11-13）。 底下所要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同样给社会学带来一些益处。这些益处在其它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这里就集中讨论负面的影响。
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的关键是，提出麦当劳化的要素，用于分析社会学的当前趋势。 这些要素是，只选最重要的四个：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及使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人的不可预测性， 即技术取胜性。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社会学乃至现代社会其它方面，都在麦当劳化。这些要素也代表了麦当劳化的有利方面，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筛选出它们的原因。而它们的负面影响将在此予以曝光。所要提到的第五要素，理性的非理性，将使我们更直接地一些负面影响。
本文的下面将化为三节：一，社会学，特别是其经验研究，如何受麦当劳化的最深刻的影响；二，社会学教科书的麦当劳化； 三，社会学理论在目种程度的麦当劳化。
社会学研究的麦当劳化
可计算性，对可以被量化的事物的强调，对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强调，正在主流美国社会学中以各种方式显明。首先，主要的社会学期刊对量化研究有一种过分的强调。许多年以前，索罗金在《社会学的现代时尚》（1956）把这种现象称为“量化喜爱症，”而今天，这种症候比索罗金的时代更严重。质的研究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在主要期刊中少之又少。甚至像《工作和职业社会学》这样的期刊，曾作为质的研究的一个部分成立，现在也找不到多少这种研究（Abott, 1993）。 这些期刊一般总会羞羞答答地发上一两篇理论论文，但一般总不让它们出现在主要页幅。因为缺乏可计算性，质的和理论的研究在麦当劳化的社会学中几无片瓦之地。
在主要期刊中易于被发表的文章一般建立在大样本研究上。不是因为社会更需要大样本研究结果，而是因为这种研究更容易出统计显著的结果。这和快餐店中的大大汉堡现象相似。 许多人认为大汉堡好因为它大，认为麦当劳好因为它卖出去的汉堡最多；许多人也认为一个涉及大样本并且统计显著的研究是重要的。 这两者情况下，数量成为可以替代质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快餐店和在社会学界（至少在讨论相关性和其它统计测量时），都体现出“越大越好”的偏好。
这种偏好和强调的结果是，大笔研究基金被用于收集建立大型数据库。而基于这些大型数据库的研究将更容易被发表在主要的社会学期刊上。因为这样数据库和论文都对对方派上用场，并且符合越大越好的立场嘛。
进一步说，社会学研究和麦当劳店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即：评价质次质好太难，那么我们就应该论量不论质，或以量论质。这是质的研究和理论文章相对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审稿人怎能判断人种志描述和第一人称的经历呢？ 他或她如何能估计一个新的理论的准确程度呢？这些评价是有的，但仍然很难很主观。结果常常是审稿人之间意见不一， 期刊主编干脆闭眼不发了之。相反，由于数字和统计的客观特征，量化研究一般总会得到审稿人的一致评价，主编也很容易决定发或不发一篇文章。
第三个，也许不那么重要的量化泛化的因子是，这种文章在篇幅上容易都差不多。太长和太短的文章都不好被发表。因为，太短了会被人认为缺乏深度，太长了又合不来学术期刊的条理化了的形式。过关的长文章一般都会被要求删减一些，结果质量上也会打个折扣。
著作长度也是出版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专著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现在出版成本直线上升，出版商的数量又因为市场竞争在减少，加上多数社会学家都不会点出50美金以上去买本书，出版商对成本变得很敏感。著作越长意味着成本越高。愿意出版专著的出版商常常会坚持要求删节，有时要求大量删节。这种删节常常会伤害著作的质量（尽管有时会对质量有所帮助）。更有甚者，一些出版商会在作者提交著作之前对字数和页数提出苛求。
第四，在美国社会学界强调出产大量可供发表的论文。正如布迪厄所说（1984a:125）， 研究者“为展示工作量不惜牺牲一切。”量化迷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学界。这与美国学术界的终身职位制度有关，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学术界常常重量不重质的通病 – 发表文章数好数，文章含金量难测啊！不久前，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因为一份报告而忧心忡忡，报告指出“大约半数的教师相信，在学校的人事升降中，他们的著作仅仅被点数，但无人认真评价之”（Cooper, 1991: A12）。
量化因子主宰美国社会学，正如它们主宰快餐店和其它麦当劳化了的社会一样。这个统治无法抵御，量对质的损坏无可避免。
可预测性，标准的美国社会学已经达到了穆林斯（Mullins, 1973）讨论过的一种可预测性 – 研究论文在形式上趋于一致，在长度上能被预测。结果是，研究者能很精确地估计工作多长能得到结果。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所有研究论文都有一个可预测的形式—文献评价，假设， 结果，图表，解析，结论， 脚注，和参考资料。读典型的美国研究文章给人以吃大汉堡一样的感觉。社会学家知道地很清楚，能指望出什么结果，八股文章如何去做， 正如食客清楚大汉堡里包括发面面包，肉饼，黄瓜片，调味品，和“特品酱汁，” 如何你喜欢把汉堡拆开来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要素。知道汉堡包里有些什么和知道研究论文有什么货色一样，都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因为两者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汉堡和美国期刊中的论文是午餐间碰头的好伙伴。相反，如果在这样的午餐时间读布迪厄或哈贝马斯的近作，那才叫滑稽好笑呢。汉堡和研究论文给人的东西一点不少，挺好；给人的又一点不多，太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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