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20
学术审稿的本质增强了这种可预见性。审稿人一般都是提交论文领域顶呱呱的人物，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荣登审稿人宝座常常是因为提交的文章中引了他们的著作。 审稿人通常期望新作应该建立在他们的著作的基础上，也应该是他们“学派”的一个部分。平淡无奇自无一席之地，红杏出墙更会惨遭辣手。常规科学的产物，那些在主导范式下的细微改良，才是屡投屡中的高手。
整期整期的学术刊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可被预测。我们早知道每一期都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量化研究。许多期又都意思意思一下，发一篇理论或质的研究，免得让人批评。
效率至上性，这种文章的高效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它们能很快被读完。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格式，老读者读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评价起它们来也很快，因为这些结构固定，形式统一。
炮制这种文章也会很有效率。作者知道文章该有什么组成部分，该按什么样的顺序。 各部分该如何炮制也有章可循。如果有许多文章将基于同一个研究，这些文章的各部分能被预制和预定—文献分析，方法论，图表，参考资料，等等—到时候拿来插进文章的适当点就成了。像流水线作业吗？本来就是嘛。如果是一组分工明确的研究人员在一个课题里工作，流水线作业方式还会被增强。每个部分都交给不同的人员，每个人都专于一项 – 图书情报员，数据分析员，计算机人员，写作人员，理论家，如此等等。这也是为啥社会学文章有越来越多的合著者的原因之一。和制造汽车一样，一组专家比一个通才干活更有效率，和制造汽车一样，这种工作方式也有它的弊病。正像布迪厄所批评：“社会分工把建构社会学对象的过程分裂，具体化，和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专业之中”（Wacquant, 1992: 32）。
如此种种，为有效复制此类研究也提供了方便。各种组成部分和它们的顺序早就写出，研究者只要迅速浏览一期新刊上的相关研究，到计算中心找到同一个数据库，加几个变量，重新处理一下数据。不出几周，一篇复制版文章就成了，被接受的几率还很大，因为被复制作品的作者很可能会切磋，商榷一下。如此反复，关于一个具体课题的知识系统就被很有效率地建成了。
技术取胜性，以上所云种种非人化的技术手段不但在外部控制了社会学家，而且把他们作为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研究过程中重要得是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和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大量研究交给机器，编程员，模块化了的程序和统计软件。这些技术使研究更加量化，也更可预测因为大家都用技术而非人力，还更有效因为所需无多，惟技术耳。
布迪厄、向宝敦（Chamboredon）、和帕斯荣（Passeron ）（1991：5）描述过当代社会学对“科学妙方和实验室小计”的依赖，并且批评“对技术方法的盲从”（1991：10）， 及技术手段对科研创造性地降低和排斥倾向。他们批评“对方法论的过分迷恋者，如弗罗伊德的病号，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擦镜片，却从不戴上看一看”（Bourdieu 等，1991：5）。
在我看来，当代美国社会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如上所述的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 亦即社会学研究，如社会的其它大部分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被麦当劳化。 这种理性化走向它的反面—产生和传播社会学新知识的理性体系存在着非理性因素。
种种非理性之一是，全世界的社会学都变得扁平化。麦当劳化，的确有着使事物扁平化的效应。如，快餐横扫美国导致地方风味的减少。地方风味在麦当劳化中闻风而降，它们的许多特色已荡然无存，几乎无法让人辨认它们与原汁原味有何联系。与之相同，社会学的美国模式也在全世界制造克隆文章：欧洲与美洲文章并无二致；洋东和洋西术语已经趋同。
这种理性的最大非理性是它的非人化。如塔卡（Takaki）所指出（1990：ix），因为理性化，“自我被限制，情感被控制，精神被驯服”。快餐店对店员和顾客都有非人化的倾向。店员的作用被降低到汉堡装配线上的一个齿轮的地步，或者是给顾客传送汉堡的无心机器。用餐呢，也被降低到类似装配线工作的经历—最好的例子是开车过一个个窗口的外买经验。在社会学研究的装配线上，个体社会学家的创造性也被抽掉。布迪厄批判这种麻木的社会学条例使社会学的艺术性消失几尽。如他形容法国学术界大致是“没有惊奇的世界”（Bourdieu, 1984a: 153）。这是指可预测性吧，又一处麦当劳化了的世界！他又说（1990：26），“对我来说， 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艺术家的生活更靠近，而不是和学院的繁文缛节靠近。”布迪厄对社会学艺术性的重视，可能使有人有疑问：进攻社会学中的科学？-- 特别是，社会学的， 套库恩的术语，“常规科学”？
在回答此疑问之前，让我们提一个更广的问题：科学本身受得了攻击吗？科学确实有上面所说的特点：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技术取胜性。科学是理性的一个前驱， 毫无疑问，科学及其特性有着积极的发展。进一步承认理性及其要素有许多积极的成果也很重要。但这不能使我们变得盲目，在科学中，在社会学中，理性也有着一些负面的效果。
问题不是在于那几个特点，而是在对这些特点的过分依赖—对可量化的研究的过分重视；对越大越好的研究及结果的追求；对大量发表的职业角度的考虑；对八股体例的过分依赖；对专家评审的过分信任，以及由此的过分谨慎；对写，评，读效率的过分专注；对社会分工的过分细化；对可克隆的研究文章的过分强调；以及对非人力技术的过分使用。人类创造性在科学中的角色被降低了。
社会学的问题是把科学理性发挥到它的最坏的部分。正如在其它科学中，理性的作用有好有坏，但社会学中，钟摆总是偏向坏的一边，为什么？也许科学理性的要素在常规科学中才发挥得最好。 要成为常规科学，得有一个学科范式才行。可是社会学恰恰缺少这样一个主导范式（Ritzer, 1975/1980）。 若无一个好的范式，科学可能只会成为它本身的拙劣模仿，掉入理性的陷阱。常规科学需要能解释过去的突破性发展并且能预见将来的发展。但社会学也缺少已有的重大成果来导向一个主导范式，也很难在近期有这样的成果。在社会学， 循规蹈矩地跟从常规科学的大旗只会对能“艺术性”思维起妨碍作用，而这样的思维是产生范式革命的基础，或者对社会学更合适地说，产生库恩所言的第一个“真正的”范式。
科学的理性化了的实践，特别是它们的极限形式，并不适合于现今的社会学。当然了，它们在其它科学中也有不利方面，可是成熟科学对这些负作用有容错能力。社会学似乎采用了这些理性势陷，但不幸并没有一个可供发展的知识基础，或范式。 不管读者是否把社会学看作是科学，或应该是科学，在当前社会学的现实条件下，它确实太依靠麦当劳式的规程了，而对非麦当劳式的艺术性创造又太不重视了。应该记住，所有成功的科学都包含这样一个混合体：艺术性创造（特别是在革命发展时期）和理性化方法（特别是在常规科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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