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四、形式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和前景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关于形式模型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先谈第一个方向。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原理都是以微分方程方法为基础,有了博弈论方法后,经济学家用新方法把大多数传统原理重新梳理了一遍。从数学上讲,博弈论模型要比微分方程更容易操作,从而能够在博弈论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社会结构变量,各种以形式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应运而生(如Levi ,1988 ;Olson ,1982)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学的社会学化。第二个方向就是上面提到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与第一种方向不同,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赋予了模型中的社会行动者以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这样,许多微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就能通过种种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而引入模型(Axelrod ,1997 ; Kohler & Gumerman ,2000 ; Young ,1998) 。最近, 《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 就计算机模拟方法在社会学上的应用前景出了一期专辑,代表了这两个研究方向上的一些最新成果。但是,随着形式方法的发展,许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在后文,我想主要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些形式模型为例谈几点看法。
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用以形式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去预测和解释一些经验社会现象,其中有的模型比较复杂。他们在模型中加入许多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变量,力图建立一个能准确模拟或“预测”一个具体经验现象的模型。由倍兹等人所著的《分析性叙述》(Bates et al . ,1998) 一书就代表了这种倾向。有的模型则比较简单。他们力图抓住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最为主要的机制,然后以这一机制为基础建立形式模型,并用这一模型来模拟或解释经验事实。以上两种建模方法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规律,而在于模拟或解释经验事实,因此都可以被称为模拟模型( simulation model)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种建模方法中的第一种已经不是形式模型而是一种半形式模型,因为这些模型都遵循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我们假设人是理性的,并且具体社会现象的发展是由众多理性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就意味着这个模型有多大的效力。然而,不管所建立的模型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只要其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机制,而是模拟或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话,其价值就是十分有限的。
具体地说,由于以下原因,用建立形式模型的方法来模拟、解释或预测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复杂的经验事实是不明智的。第一,许多人搞不清楚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博弈论模型的模拟或预测结果与某一经验事物的最终结果相符,他们就会认为这证明了该模型所模拟的经验现象中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否则不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博弈论模型计算的只是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博弈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 的行为基础可以是理性选择,可以是进化压力,也可以是在一定文化支配下的情感过程。比如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恐逃窜的现象,完全可以用博弈论方法加以模拟,但决定这一现象的行为机制却既可能是理性选择,也可能是生物本能。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阿克塞罗德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模型,但阿克塞罗德却把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同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合作行为的产生。显然,在阿克塞罗德的眼里,博弈论方法展现的仅是一个事物背后的结构逻辑,而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机制。正因为博弈论方法并不需要理性选择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所以它才会在目前的理论生物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因为生物学家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换句话说,经验型的博弈论理论顶多是一个唯象理论。
第二,我们可以说,虽然博弈论逻辑所模拟的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动机,但如果我们能用博弈论方法来正确演绎一个经验事物的动态,那么,这一方法在经验分析中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问题在于,即使一个博弈论模型完全模拟了某一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也根本无法知道这一模型内在的结构逻辑所展现的是否就是真正的经验逻辑。这里面首先有个“多对一”的问题。一个复杂的经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但由于这些社会机制的作用往往是在一个方向上,因此,如果用形式模型来解释一个复杂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往往可以创造出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模型来解释同一个现象。举例言之,在威权国家下,许多社会运动往往以被镇压而告终。对于诸如此类的具体结局,我们都可以建立许多形式模型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博弈论模型中假设,这场运动中的政府和运动参加者都想有个妥协的结局,但是,由于他们之间无法进行通畅的信息交流,结果导致了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也可以假设,在这场运动中政府和运动参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问题,但是相互之间却缺乏信任,导致这些信息的效用大大减低,结果也会导致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还可以把政府要员分成保守派和温和派,把运动的积极分子分成激进派和稳健派,这样,我们只要在模型中假设在政府中保守派最终占了上风,或运动参与者中的激进派最终占了上风,或双方各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分别占了上风,模型的最终模拟结果都是一样的:镇压。甚至,我们可以把一个运动中博弈的双方改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假设在运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因为受到来自运动的直接压力而会催促中央政府尽快拿出解决办法来,这也会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我想,读者们还能继续为“运动被镇压”这一结局再设计出许多博弈论模型来。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事实。关于欧洲新教运动的兴起、关于中国或东欧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结局,学界曾建立过种种不同的博弈论模型(Deng ,1997 ; Hovil & Werker , 2005 : 5 - 34 ; Karklins & Petersen , 1993 ; Shiu & Sutter ,1996) 。这类文章本身质量有好有坏,但它们一般都很少能够增进读者对作者所欲解释的经验事物的理解。总之,由于许多数学逻辑都能模拟一个相同的经验逻辑,但建立一个能正确模拟一个经验事物的模型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经验事物。
有人可能会说,定性的经验理论存在着同样的“多对一”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肯定见过许多在逻辑上能很好地解释某一经验事物,但事实上却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定性经验模型。不过,对于定性经验理论来说,这至少不是在方法论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与数学经验模型相比,定性经验理论有着大得多的叙事上的可塑性。在定性的经验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扩大被解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结构性因素,甚至是历史性因素(比如结构性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转变、路径依赖、转折点、意外事件,等等) 。这些都是定量模型难以做到的。在数学经验模型中,不要说加入历史性因素,即使增加若干结构性因素,许多数学模型也会变得无解,或者即使有解,那些解本身也会变得难以理解和解释。并且,随着具体结构变量的不断加入,这一定量模型就越来越像是专门为某一特殊的经验事物而建立的了,从而失去了数学模型固有的理论抽象力,结果是理论和经验两头不着边。因此,建立复杂数学模型来逼近经验事实的取向,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有时候,一个本身很有价值的形式模型,由于建立者不懂形式模型与经验解释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一本正经地用它去解释许多复杂的经验事物,从而得出许多可笑的结论。比如,库冉在上世纪90 年代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Kuran ,1991、1995、1997) ,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著述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会从安然无事一下转换到崩溃的程度? 库冉认为,这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社会中的普遍作用。库冉把“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用博弈论模型进行了表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公司、国家或其他实体中的许多成员其实早已知道内部已经出现危机,却无人敢说或无人想说,危机因此而愈演愈烈。这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突然站出来指出已经存在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机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是一片太平的实体就突然走向崩溃。库冉的这一模型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在思想和言论受到很大压制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实体中,困难和危机往往会积压,这就为突然崩溃创造了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库冉相当天真地认为,世界上许多雪崩型事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的作用。他甚至试图用这一简单的机制来解释东欧共产党国家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突然垮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像东欧共产党国家突然垮台这类现象才变得不可预测(Kuran ,1991、1995) 。对于这种幼稚的论点,我没有专门进行反驳的必要。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某些东欧国家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事实比他的模型要复杂得多。
既然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也不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难以尽数的形式模型,但多数模型发表之后就如泥牛沉海,很少能像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一样引起广泛的兴趣。为什么? 正如前面已经多次阐述的,一个判别形式模型质量的最重要准则,就是看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许多已经发表的形式模型之所以折戟沉沙,关键就在于这些模型的出发点没有多大意义,建模几乎成了数学游戏。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下面不妨再举两个例子。
1999 年, 《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试图把网络理论与博弈论结合起来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章(Chwe ,1999 :128 - 156) 。该文根据网络成员的人数,把人际网络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看在不同的网络结构下人们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的变化。这篇文章的逻辑本身非常漂亮,但问题是,如果作者不能证明他所假设的网络结构是社会网络和组织的基本元素,其他更复杂的网络结构和组织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体行为发生方式均是这些基本结构的组合,那么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就很有限了。还有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社会运动的参与( Kim &Bearman ,1997) 。这篇文章把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分成三类:加入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参加运动的追随者,以及最后加入运动的大众。在这个分类体系下,该文建立了一个集体行动加入规律的形式模型。这篇文章的问题是,是不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一定能分成这三种人? 是不是有的社会运动有人登高一呼,群众就一哄而上,从而根本就没有一个三部曲式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参加者都可以分成这几类;这一分类系统所抓住的不过是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侧面。一旦分类系统本身的意义不大,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形式模型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了。（注3）
已如前述,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抓住了公共物品的获取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而阿克塞罗德模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奥尔森理论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博弈链长度这一十分重要的结构变量。人是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往犹如博弈链的延长,而博弈链的长短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阿克塞罗德模型因此抓住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另一个关键本质,也就奠定了该模型在理论上的要津地位。
在文章结束前,以我对形式模型的有限理解,我想斗胆向对形式模型有兴趣的读者提出三个建议,也许有助于大家走向成功。
第一,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必须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必须是普遍的和跨学科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解释集体行动或其他具体的社会现象。奥尔森的理论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公共物品是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础,而阿克塞罗德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合作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第二,中外文明流传下来的寓言和俗语等民间智慧中有许多是人类对一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总结。因此,根据这些民间智慧的启发来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成功的捷径之一。奥尔森的模型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数学表达;阿克塞罗德理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场合下与他人合作非常重要;库冉理论本身的重要性在于“皇帝的新装”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常说的“墙倒众人推”、“出头的椽子先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注4）、“树移死,人移活”,等等,都可以是建立形式模型的出发点。由于寓言和民间智慧都是人类对一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总结,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其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了。但要让大家了解到该模型的重要性,还必须将一个民间智慧所想要表达的机制进行抽象和推广。如果你能像奥尔森那样,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水”推广理解为公共物品,把“三个和尚”抽象为一个群体的数量时,那你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第三,形式模型必须着眼于简单,但这并不等于较为复杂的形式模型就没有意义。当我们把简单的社会机制搞清楚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就是把几个相关的社会机制整合起来,进而在模型中根据不同问题加入不同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变量进行各种模拟,以观察模型的不同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虚拟社会”(artificial society) 模型。这种建模方法经常会得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为了使这种建模活动有意义,你必须始终抓住一点:虚拟社会模型的建构应当围绕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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