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3
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被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但是，上述种种均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科学已经战胜了(思辨)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里逐渐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奥古斯持·孔德曾经宣布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尽管实际上这种分裂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不是对哲学研究本身的拒斥。不过，提出的问题还是实在的：世界是否被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还有地位和作用吗?这类思想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些假定的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在竭力地捍卫特殊的、不受决定论制约的、想象性的事物，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批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借维护现存制度相传统的名义抗拒以技术官僚体制为取向的变革，另一类则在努力地争取种种更为自发、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欲使人的作用能够介入到社会一政治领域中去。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但却难免有失平衡，它在知识领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科学(物理学)到处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挤到大学系统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对此，某些哲学家最终作出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他们的活动，以更好地适应科学风尚(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的分析哲学便是如此)。
科学被宣布发现了客观实在，它所采用的方法能使我们走出心灵，而哲学家据说只会思想，并将他们的思想所得形诸笔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孔德和穆勒致力于确立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规则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对科学和哲学的这种认识。孔德恢复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借机阐明了他的政治关怀。他想把西方世界从“系统性败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十分猖獗，由于这个缘故，“系统性败坏”业已“成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照他看来，主张秩序的人坚持某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而赞同变革的人则坚持某些源自新教的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理论。依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物理学将会导致秩序和进步的调和，因为它把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少数受过适当教育、有才智的精英”。这样，通过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革命便会“终止”。新的社会物理学的技术统治基础和社会功能由此得以明确。
在这种新型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家将成为——用一个著名的套语来说——“研究普遍性的专家”。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任务是把天体力学(它在拉普拉斯对牛顿力学的发展中已经臻于完善)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实证科学代表着从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现实“解释” 模式中的彻底解放。“因此，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或最终结果。”
在英国，穆勒也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见解，他们两人有时还互相通信。穆勒不谈实证科学，而是大谈精确科学，但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天体力学的模式：“(涉及到人的科学)远不具备天文学领域中业已实现的精确性标准。不过，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象现在的潮汐学或以前的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当初天文学计算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主要的现象，而对各种摄动现象则无能为力。”
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诚然，在1500至1850年期间，已经有一类文献涉及到许多今日归于社会科学名下的核心问题，如政治制度的运作、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描述。我们现在不仅能读到马尔萨斯、李嘉图、基佐、托克维尔、赫尔德、费希特等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的论著，而且还能读到马基雅维里、博丹、配第、格劳秀斯、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的论著。我们甚至还能在这—时期发现有关社会犯罪的讨论，如贝卡里亚就写有这方面的书。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没有哪—个人自认为是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尢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如沃尔夫·莱彭尼斯后来所表述的那样。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来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注意实际作出的种种决定，或者绝大多数人所把持的流行观点。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在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绝大多数十九世纪论著，也都是在这五个地区写就的。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或共识，而其余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把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也包括进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解释。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诚然，许多文学家都坚决反对给他们的学科贴上社会科学的标签，有的人甚至直到今日也依然如此。不过，我们仍将文学家与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争端看成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容后再加阐明。 文学当然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这个术语本身也很古老。对过去的叙述，尤其是对本民族过去的叙述、乃是知识领域里的一项人所熟知的活动，帝王传记式的历史一直都受到当权者的鼓励。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历史“学科”的显著特点是．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即“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兰克Ranke的名言)。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
我们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兰克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在同“哲学”的较量中所利用的各种主题——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对经验证据的强调，以及对学者的中立立场的强调。而且，史学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是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棚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
文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两者就都被纳入近代知识形态(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相对)的范畴。另一方面．文学家之所以拒斥哲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于是，对史学家而盲．其所秉持约拒斥哲学的立场就具有了双重意义．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著述既反映出科学在欧洲人思想中所占据的新的霸权地位，同时又强烈地预示和倡导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坚持认为他们应归属于文学院，而对正在缓慢流行的社会科学这个新范畴则持谨慎的态度，避免与之相认同。
诚然，十九世纪早期的史学家经常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史学家所秉持的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有教养的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推动他们主要地去写本民族的历史，而“民族”一词的果：尽管史学家们不愿再为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在为“民族”进行辩护，而且经常是在为他们的新君王，即“人民”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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