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3
古典学的美文学倾句，为正在进入大学课程表的形形色色的东方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色调。不过，东方学家在取得了这类前提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非常持殊的研究方法。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像对待欧洲历史那样去重构一种历时的序列，出为按照假定，这种历史毫无进步可言。真正重要的是去理解和评价创造了这些文明(它们虽然被看成是“高级“文明、但在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停滞不动的)的那—整套价值和实践。据认为，达到这种理解的最佳途径就是去细读能够体现它们智慧的各种文本，而这又需要语言学和语文学方面的技巧，类似于僧侣在研究基督教文献时所使用的那类传统技巧。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研究彻底地抵制了现代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科学精神的浸染。较之史学家，东方学家对社会科学更没有好感，认为它毫无价值。他们严格地避免与这个领域发生任何关系，更喜欢将他们的学科看成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填补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空白，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东方学家实际上是大学里唯一研究过中国、印度或波斯的社会现实的学者。诚然，也有少数几个社会科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颇感兴趣(如韦伯、汤因比以及在研究的系统性方面稍逊的马克思)．但与东方学家本同的是，这些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之所以关注东方文明，并不是出于对这些文明本身价值的认识。恰恰相反，从思想上说，他们主要关心的一直是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迈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这其他一些文明?
在此，还有必要对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学科领域略加讨论，它们是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地理学如同史学一样，也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在十九世纪晚期，它主要是在德国的大学里得到重建，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而刺激了它在其他地方的发展。尽管地理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问题，但它却反对任何替它归类的企图。地理学既想通过对所谓人文地理的关注（尽管它十分强调环境的影响，但它在某些方面所做的实际上是与人类学家相似的工作)填平它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又想通过对自然地理的关注填平它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不尽如此，地理学还试图依其研究对象而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学科，在1945年以前，它乃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唯一一门学科。这是它的优点，不过也可能是它的祸根。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日益地分化成一些独立的学科，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分工，在这种情况厂，地理学便出于它那刻意消除学科界限、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强烈倾向而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也许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整个这段时间才得以继续存在，不过无论是就研究者的人数而言，还是就其学术声誉而言．它都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经常只能充当史学的一个小小的附庸。结果，对空间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相对地被忽略了。对步以及社会变革的各种组织策略的刻意强调，使社会存在的时间维度变得异常重要，而空间维度则被弃置一旁，任其含糊不明。如果认为过程是普遍的、命定的．那么从理论上说空间便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过程差不多是唯—的、不可重复的，那么空间同样也只能成为特殊性的一个要素(而且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要素)。按照前一种观点，空间只是为事件的开展或过程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场地，它本质上是惰性的，是一个摆在那儿的死东西。按照后一种观点，空间则成了一个影响事件的环境(在个别的历史中，在务实的国际关系中，在“毗邻效果”方面，甚至在马歇尔所说的凝聚过程和外部事物中)。不过，这些环境效应多半只能被看成是单纯的影响——若欲取得更好的经验成果，那就必须要考虑这类残余要素，可是它们对分析本身而言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尽管未曾明言，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按照社会科学家的假定，人类生活必须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这些政治疆界确定了其他关键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里的国家，文学家眼里的民族——的空间参数。每一个人都假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
心理学的情况行所不同。这门学科也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它力图以一种新的科学形式来重建自身。然而，心理学研究并没有被归入社会领域，而主要地被归入医学领域。这意味着，心理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紧密程度。而且．实证主义者基于与几德相同的前提(“眼睛不能看眼晴”]．也把心理学推到这个方向。对许多人来说，只有建立在生理学乃至化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才具有科学的正当性。因此，这些心理学家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结果，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心理学都将其阵地从社会科学系转移到自然科学系。
当然，也有某些心理学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中的个体。这些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家确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社会科学阵营里。不过，大体而言，社会心理学并末成功地确立起一种充分的制度化自律性，它被心理学排挤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正如经济史被经济学排挤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上一样。在很多情况下，它被吸纳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样才得以幸存下来。诚然，也有不少的心理学理论表现出非实证主义倾向，如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文德尔布兰德)和格式塔心理学。在所有这类心理学理论中，实力最强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弗洛伊德的理论。这—理论原本可以将自身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但却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未果。首先，它是从医学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其次，它在刚开始时名声不是太好，或多或少沦为了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活动，致使精神分析学家完全在大学系统之外创建这门学科的制度性再生产结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精神分析学继续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学派而存在，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大学里，弗洛伊德的概念主要不是在心理学系而是在其他的系里找到它们的位置。
法学研究是第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的领域。—方面、大学里已经有了—个法律系，它的课程表与它培养律师的首要职能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学*它似乎过于规范化了，太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了。它的各种法则不是科学的法则，它的背景似乎也太个别化了。政治学彻底脱离了对这些法则及其历史的分析工作，以便去分析制约着政治行为的各种抽象规则，从中完全有可能恰当地引申出—些理性的法律系统。
社会科学的制度比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值得注意。这个过程发生时，恰值欧洲正在最后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这引出了—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世界的这小小一隅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大部分答案都是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比较“文明”(这一点已如前述)的角度给出的。事实上，不光是英国、法国或德国(不管它们各自的帝国大小如何)，而是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整体显示出了优越的创造本领和军事实力。欧洲是怎样通过扩张进而主宰世界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恰好与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转折发生在同时。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知识的俗世化进程得到了进化理论的确证，达尔文的理论超出了其生物学渊源，广为传播。尽管牛顿物理学作为一个范型仍然主宰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但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还是通过进化这—似乎不可抗拒的纯理论概念，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便是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乃至曲解滥用，经常与在竞争中求成功纳观念相混淆。只要对进化论加以不太严密的诠释，就能够为如下假定提供科学的正当性：不断的进步最终使现代西方社会取得了理所当然的优越性。阶段理论(认定社会发展以工业文明达于极致)、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论析、气候决定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都是这方面的—些实例。不过，这些早期的比较文明研究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是充分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由于这个缘故，它们便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因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合力摧毁了文明进步论赖以建立的某些自由乐观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1850至1945年期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实现这一点的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
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从兰克、尼布尔和德罗伊森开始，史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与一类特殊材料，尤其是原始的档案资料及类似文献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强调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将过去的事实与当前的文化需要联系起来，以阐释学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构，坚持把现象乃至象整个文化或民族这类最复杂的现象作为个别物，作为历时的和共时的关联域的一些方面(或部分)来加以研究。
人类学家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重构。他们论证说，在西方人眼里显得怪异的各种习俗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起着保存和繁殖人口的作用。东方学家研究、解释和翻译了大量西方以外的“高级”文明地区的文献，”世界宗教”(它代表着与基督本位的观点的决裂)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概念，他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绝大多数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首先都要强调它们与历史学之间的区分。既然如此，与历史学相比，它们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这类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第二，它们力国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它们强调有必要将人类现实分割成不同的部类，以便对其进行分析；第四，它们认为，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例如，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再通过严格的、如有可能甚至是定量的程序来对其进行验证)；第五，它们偏爱通过系统方法而获取的证据(如调查数据)以及受控的观察，而不大喜欢普通文献及其他残剩资料。
这样，社会科学便与注重研究个别事实的史学区别开来。之后，以探寻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急于为他们各自的学科领域划定范围，并从根本上把这些领教彼此加以区分[不仅在研究主题介面，而且也在方法论方面)。经济学家坚持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均同)假设的有效性，以便去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仅仅关注政府的结构；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的新兴社会领域。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大体上都非常成功。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党国家曾—度抵制(无疑经常是拒绝)这种学科分类。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意大利的有关机构也完全采用了这套常规模式，苏联集团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也纷纷效尤。而且，到1945年，社会科学一方面与研究非人类系统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也与研究人类“文明”社会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产品的人文科学有了明确的区分。
社会科学的制度性结构第一次充分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明确的界定。然而，就在此时，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开始发生厂一系列的变化。结果、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和思想立场与社会科学的形式组织之间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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