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3
无疑，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社会凝聚力能够由此而得到增强，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是间接的。它不能帮助国家明智地决定现行政策，当然对理性改良主义所应采取的形态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有见识的指导。在1500至1800年期间，不同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已经习惯于请教专家(经常是公务员)．在商业本位时期则尤其如此。这些专家所提供纳知识可归在若干名目之下：如法理学（一个旧名词）和国际法(一个新名词)，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新名词．它完全依其字面意义表示国家一级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又是一个新名词，它原来指的是有关国家的定量数据)，以及财政学。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开设了法理学课程，财政学也早巳成为十八世纪德国大学的一个科目。然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一个叫做经济学的学科，它有时被放在法学院里，但经常都被放在哲学院(有时是以前的哲学院）里。由于十九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
经济学的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向现时，结果，经济史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常常只占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它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史学而不是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当然它部分地也独立于史学)。在十九世纪，人们还试图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不注重研究普遍规律，也不一味地强调个别性．而是去探寻制约着具有历史持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在日耳曼地区，一个称为国家学的学科领域被建构起来，它的出现正是上述努力的一个主要成果。这个领域(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由经济史、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几门学科混合而成，强调不同“国家”具有历史的特殊性，拒绝采用正逐渐通行于英法两国的学科区分标准。“国家学”这个名词本身即表明，它的倡导者们正试图占据政治经济学以前在英法两国曾经占据的思想空间，从而使国家学发挥与政治经济学相同的作用，即提供至少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用的知识。这个新创立的学科尤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得很兴旺，然而最终却由于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怯懦而败下阵来。任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的社会科学开始遵循英法两国所采用的学科范畴。国家学领域里的一些较年轻的领油人物，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率先建立起德国社会学学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家学终于被社会科学取而代之。
正当经济学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常规学科——它面向现时，侧重于研究普遍规律——时，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正处于创建的过程个，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社会学。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这是孔德发明的又一个新名词)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然而实际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得到了制度化，并且经历了一次转变。迄今为止．这些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处理由于城市工人阶级人口的激增而引起的不满和骚乱。通过把他们的工作移进大学校园里，社会改革音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们针对立法而进行的积极的、直接的游说活动。不过，社会学还是一直都保持着对普通人以及现代性(modemity)的后果的共注。或许是为了彻底割断社会学与社会改革组织之间的渊源关系，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也推到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得更晚一些，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一一现代国家及其政治——不太适合于以探寻普遍规律为旨趣的分析，而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法学院拒绝放弃它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垄断权。法学院对这个学科的抵制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至少直到1945年以后发生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时为止，政治学家一良都十分注重研究政治哲学(有时也称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容许政治学宣称对远溯至希腊人的那份思想遗产拥有继承权，因而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去研究那些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早已占据牢固地位的作家。
政治哲学不足以为建立—门新的学科提供充分的辩护，它毕竟可以继续在哲学系里讲授，并且实际情况也确乎如此。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为了确保它的延续性，从长远来看．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对政治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丁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这整个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同发源地的那五个国家，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五个国家的大学完全忽略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实它们只不过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学科而已。
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按欧洲人的经验范畴来说，他们遇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有些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他们没有书写系统，他们似乎也没有共同的、覆盖广大地区的宗教系统，与欧洲人所拥有的技术相比，在军事实力上也较为薄弱。用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性术语开始被采用：在英语中它们通常被称为tribes(部落)，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则被称为races(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它可以指按照肤色和其他生物学特征来划分的很大的人种群。为了避免造成混淆，这个词后来被弃置不用了)。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称为人类学。正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大学校园以外的各种社会改革协会的活动，人类学在大学校园以外也主要是从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的；如同社会学一样，它随后也作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然而它又是一个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
正如早期的文学家受到普遍历史的诱惑一样，某些早期的人类学家也迷恋于人类的普遍自然史。尽管如此，来自外部世界的社会压力还是迫使人类学家成为研究特定民族的人种学家，他们通常从生活于他们国家的内部或外部殖民地的民族中挑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围绕实地调查而建立起来的方法论(从而满足以科学精神从事经验研究的要求)，并且还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从而满足对所观察的文化具备深层知识的要求），这是一种为理解所需的知识，当然，由于科学家置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要获得这种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介入式的观察方法容易背离科学中立性的理想。除此而外，人类学家(如同传教士一样)经常都按捺不住地要替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充当调解人，在该民族与欧洲征服者之间往复周旋。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家一般都是实施殖民政策的大国的公民，而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则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在东非和南非．法国人类学家在西非，美国人类学家在关岛或研究美洲印地安人的美国人类学家、意大利人类学家在利比亚)。凡此种种，也都不符合科学中立性的原则。把人类学家固定地安置在大学结构中，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举动，因为这样一来，人类学家便只能依照科学的规范前提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
对这些文化“在未经接触以前”的原始状态的探寻进一步使人种学家产生出这样一个信念：他们在同——用埃里克.沃尔夫那句尖刻的话来说——“没有历史的民族”打交道。有鉴于此，人类学家原本可以改弦易辙，去接受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态度，即面向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结构人类学在1945年以后所完成的正是这种转向)。然而，在刚开始时，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却是去为他们所从事的差异性研究提供正当理由，捍卫“未能成为欧洲人”的道德合法性。因此，人类学家沿循与早期文学家相同的逻辑，坚决抵制建立普遍规律的要求；他们所推行的主要是—种注重个别性的认识论。
并不是所有的非欧洲民族都可以归入“部落”的范畴。 很久以来，欧洲人便一直在同其他所谓的“高级文明。相接触，如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欧洲人之所以将这些地区视为“高级”文明，正因为它们确实有自己的文字，有地理上分布很广的宗教条统，并且(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庞大的官僚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态。欧洲人对这些文明的研究始于中世纪的牧师和教士。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些“文明地区”在军事上仍然十分强大，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征服行动，因而受到尊重，有时甚至受到钦佩，当然也难免引起人们的困惑。
然而，在十九世纪，由于欧洲在技术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文明地区相继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或至少是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木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其存在理由的。现在它成了一种更具世俗色彩的活动，并最终进入大学，在不断演进的学科结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事实上，在东方研究被制度化以前，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也已经被制度化了，出现了一门在英语中称为古典学的学科，专门研究欧洲自身的古代。古典学也是要研究——种不同于现代欧洲的文明形式，不过人们并不把它与东方研究同等看待。相反，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古典学展现了那些被确定为现代欧洲人祖先的民族的历史，完全不同于譬如说对古代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古代文明被解释为一个单一、连续的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发展到顶点，便产生出了现代“西方”文明。它被看成是一部单篇英雄故事的—章：先是古代；随后是野蛮人的征服，通过教会确保了连续性；然后是文艺复兴，希腊一罗马的遗产被重新吸收进来；最后是现代世界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没有自身的历史，它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前奏而已。与此形成对比但却遵循相同的逻辑，其他的文明也没有自身的历史，而是由众多的史实所构成的故事，僵化，没有进步，最终未能步入现代社会。
古典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尽管它明显地与对希腊、罗马的历史研究相重叠。古典学家试图创建一门独立于哲学(和神学)的学科，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各类文学(不光是哲学家所承认的那一类)、艺术(以及新近出现的附属学科考古学)和历史(它可以按照新史学的模式来进行研究，不过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医乏，其所占比重并不是太大)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古典学实际上接近于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以研究各主要西欧国家之民族文学为重点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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