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
4、政策扶植力度不够。与风险投资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尽管政府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出台了许多有关政策，但在风险投资活动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优惠政策，中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利于风险投资及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对风险投资收益的征税、风险投资者的地位、国家作为所有者对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均没有考虑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性，加以必要的保护政策，而视同普通金融公司或实业公司，使风险投资活动难以有所作为。
5、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现有的几十家风险投资公司或创业基金，其资金来源基本上由各级财政安排，或者“民办官助”，向社会募集基金的机制尚未建立。政府投资约占总投资的80%，渠道单一、资金规模小，民间资金不能动员出来，风险都由政府承担，限制了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加大了国内风险资本的风险。
6、退出渠道不健全。由于我国主板市场的上市“门槛”过高，基本上将中小科技企业拒之门外，加之我国创业板还未设立，严重地限制了风险投资的顺利退出，阻碍了风险投资的滚动式投资。
三、我国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
1、构建多元化风险投资体系。多元化风险投资体系应主要表现为风险资本来源的多元化、风险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多元化、风险资本退出方式的多元化。这四个方面是构建多元化风险投资体系的重要内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实现两个转变：
（1）加快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型向民间资金为主的多元化来源转变。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积极拓展的风险资本来源渠道主要有：一是上市公司。鼓励上市公司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是目前启动产业资本的最有效途径。二是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拥有比较充足的资金和多种融资渠道，还拥有大量熟悉风险投资和精通资本运营的人才；券商介入风险投资，对于吸引其他投资者，设计退出渠道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三是居民个人存款。可积极鼓励居民个人以入股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形式参与风险投资活动，这是目前启动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四是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是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有效手段。
（2）加快由单一的公司制向有限合伙制、信托制、公司制等多样化组织形式转变。风险投资的发展，关键在于机制，而机制的核心在于制度。科学的组织制度是保障风险投资主体高效运行的关键。风险投资主体采用何种组织制度及组织形式，主要取决于所处的制度环境、公司自身特点及内在治理结构要求，千篇一律的组织形式不可取。即使是在美国应用最广泛的有限合伙制，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投资主体。因此，组织形式多样化是风险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多元化风险投资体制的必然选择。
2、构建多元化的风险退出机制。一个健全有效的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走上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目前那斯达克市场崛起为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比肩的世界性的大证券市场就证明了风险投资与证券市场之间的这种良性循环关系。对第二板市场的启动虽然也有一些困难因素，但是我们对此应从这么一个角度提高认识。即10年前的国企股份制改造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筹资需要催生了我国股票市场，而事实证明了股票市场对我国国企改革甚至经济发展已承担和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目前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及其对整个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产业化的升级所产生的作用，也足以催生出它所急需的第二板市场，况且目前发展第二板市场的难度尤其是思想观念、理论难度要比当时发展股票市场要小得多得多了。此外，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毕竟刚刚起步，我们知道风险投资的投入与退出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一般7～10年），这样，实际上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完善其实是容有一个时滞的，因为风险投资如果现在投的不可能马上就要借助诸如第二板市场这样的退出机制。但是，政策的导向应该是有的，因为这样才能使风险投资产生一个政策预期，进而诱导目前风险投资的起步，况且，目前也存在如买壳上市或利用海外二板市场等退出机制，只不过它们不能成为主渠道罢了。
3、培养合格的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对于风险投资家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首先，要有强烈的投资意识，能对市场进行理性判断，果断、有效地作出投资决策，并对此抱有必胜的信念；其次，要有明确的规避、锁定风险意识，处理好大胆选项与谨慎求证的关系，形成对投资运作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准确判断；再次，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管理才能，很强的社会协调能力，和较强的人格魅力。这就要求我们完善风险投资家的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并且探索建立并有效发挥对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