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的三维意义结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摄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意义结构系统。它不仅横向地表现在其三个部分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上，而且纵向地表现在其意义结构的立体感、层次性上。本文旨在揭示这一重要思想三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一、唯物史观内涵：“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发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指向
所谓“‘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是就“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构成而言的。其中，“一体”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价值指向；它以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利益实现程度为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集中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灵魂。而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不断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由此，在人民利益这个“体”上，就必然性地生长出“两翼”来，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翼”，依托于人民利益这个“体”，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双向互动关系。
从上述理论构架来看，“三个代表”思想很象一只翱翔于九天之上的大鹏，具有优美的动感和坚实的立体感。与传统“平面”式的“两个文明论”相比，“三个代表”思想在继承前者的同时，又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继承的意义上说，一方面，“三个代表”思想肯定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第一位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这一思想认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因此就要“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并为前者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指南。
“三个代表”思想对“两个文明论”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从唯物史观层面明确规定了两个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和指向。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文明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道理正在于此。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两个文明论”中内涵了一个“价值悬设”问题，这就是：两个文明，为谁建设？这个问题，传统的“两个文明论”没有明确的回答，而“三个代表”思想则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主体、建设成果的受益者和最高评判者。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1页。）这一规定，赋予两个文明以至关重要的实践主体和价值指向，使两个文明得以统一于人民利益这个“体”，并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体两翼”式的跃动型立体结构，很好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这种推进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登高望远的理论眼光和把握时代的自觉能动精神。它表达了这样一种理论自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握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二、发展观内涵：从发展哲学层面表达了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观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在“三个代表”思想中，这一战略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凸显“发展”这个主题。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它是我们在新世纪“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从“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看，无论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体现了强烈的发展意识。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不断发展中，“三个代表”思想的正确性才能得到证明，其指导实践的巨大理论威力才能得到发挥，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掌握理论是前提，推动发展是关键。
其次，就发展的内涵而言，“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它固然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但并不是把发展狭义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是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而是从社会文明的总体构成着眼，强调“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因此，就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7-158页。）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兼容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系统的发展观。
第三，在发展主体上，“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其表现之一是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人民性；表现之二是强调“人的现代化”，并视之为发展的本质和关键。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人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变迁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其知识、心理、能力素质的发展程度，既是测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又对社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就要“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就是“人民主体论”的发展观。与资本主义社会“为物的增长而牺牲人”的“资本拜物教”相比，这种发展观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三个代表”思想内涵了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不可持续发展观是相对而盲的，它主张人类的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包含了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关系的总体性协调。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这可以看成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发展观上的逻辑指认。理由是：（一）前述兼容经济和文化的系统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际上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进步，还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二）可持续发展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关系，这双重关系不是分裂的，而是彼此关联互动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当今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很大程度上，这是近代以来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的孽。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并指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道路，即“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三个代表”思想所要指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发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归依，中国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是团结、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发展，将同时致力于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关系，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持续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有所激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表明，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虽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但二者并不能等同，并不是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只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不断实现的条件。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既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断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这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而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共产主义，“三个代表”思想是基本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指南，在其指导下，我们还需要诉诸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三个代表”思想关于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指向是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时，人类的发展将如马克思所展望的那样：“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122页。）届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全面的、真正的实现。
三、党建内涵：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南，它很好地体现了“三个统一”
“三个代表”思想着眼于思考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建设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直接的、主要的理论关注域。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形态，“三个代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在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使“三个代表”思想构成博大精深、生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一）“三个代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在理论思维中，“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致的形式上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就此而言，“三个代表”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代精神的逻辑体现，是对历史的逻辑总结。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
——这一思想是对执政数十年的前苏东国家共产党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总结这一教训，江泽民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丧失了执政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注：《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2页。）而要赢得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要坚持做到“三个代表”，否则，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就有可能重演。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新形势的战略应对。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而有新的发展；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既带来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又对我们构成严峻的挑战，各大国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情况看，面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中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世纪之交，着眼于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我们党把握世界的理论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这一思想是对新时期党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逻辑思考和理论解答。现阶段党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处于新老交替过程中；二是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并已造成巨大危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出发，中央强调要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既是我们党在解决自身问题上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又是对在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的总体性理论应答，堪称21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一、唯物史观内涵：“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发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指向
所谓“‘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是就“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构成而言的。其中，“一体”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价值指向；它以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利益实现程度为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集中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灵魂。而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不断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由此，在人民利益这个“体”上，就必然性地生长出“两翼”来，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翼”，依托于人民利益这个“体”，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双向互动关系。
从上述理论构架来看，“三个代表”思想很象一只翱翔于九天之上的大鹏，具有优美的动感和坚实的立体感。与传统“平面”式的“两个文明论”相比，“三个代表”思想在继承前者的同时，又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继承的意义上说，一方面，“三个代表”思想肯定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第一位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这一思想认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因此就要“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并为前者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指南。
“三个代表”思想对“两个文明论”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从唯物史观层面明确规定了两个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和指向。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文明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道理正在于此。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两个文明论”中内涵了一个“价值悬设”问题，这就是：两个文明，为谁建设？这个问题，传统的“两个文明论”没有明确的回答，而“三个代表”思想则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主体、建设成果的受益者和最高评判者。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1页。）这一规定，赋予两个文明以至关重要的实践主体和价值指向，使两个文明得以统一于人民利益这个“体”，并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体两翼”式的跃动型立体结构，很好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这种推进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登高望远的理论眼光和把握时代的自觉能动精神。它表达了这样一种理论自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握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二、发展观内涵：从发展哲学层面表达了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观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在“三个代表”思想中，这一战略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凸显“发展”这个主题。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它是我们在新世纪“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从“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看，无论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体现了强烈的发展意识。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不断发展中，“三个代表”思想的正确性才能得到证明，其指导实践的巨大理论威力才能得到发挥，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掌握理论是前提，推动发展是关键。
其次，就发展的内涵而言，“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它固然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但并不是把发展狭义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是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而是从社会文明的总体构成着眼，强调“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因此，就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7-158页。）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兼容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系统的发展观。
第三，在发展主体上，“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其表现之一是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人民性；表现之二是强调“人的现代化”，并视之为发展的本质和关键。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人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变迁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其知识、心理、能力素质的发展程度，既是测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又对社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就要“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就是“人民主体论”的发展观。与资本主义社会“为物的增长而牺牲人”的“资本拜物教”相比，这种发展观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三个代表”思想内涵了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不可持续发展观是相对而盲的，它主张人类的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包含了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关系的总体性协调。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这可以看成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发展观上的逻辑指认。理由是：（一）前述兼容经济和文化的系统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际上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进步，还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二）可持续发展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关系，这双重关系不是分裂的，而是彼此关联互动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当今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很大程度上，这是近代以来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的孽。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并指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道路，即“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三个代表”思想所要指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发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归依，中国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是团结、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发展，将同时致力于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关系，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持续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有所激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表明，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虽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但二者并不能等同，并不是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只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不断实现的条件。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既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断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这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而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共产主义，“三个代表”思想是基本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指南，在其指导下，我们还需要诉诸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三个代表”思想关于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指向是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时，人类的发展将如马克思所展望的那样：“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122页。）届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全面的、真正的实现。
三、党建内涵：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南，它很好地体现了“三个统一”
“三个代表”思想着眼于思考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建设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直接的、主要的理论关注域。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形态，“三个代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在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使“三个代表”思想构成博大精深、生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一）“三个代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在理论思维中，“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致的形式上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就此而言，“三个代表”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代精神的逻辑体现，是对历史的逻辑总结。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
——这一思想是对执政数十年的前苏东国家共产党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总结这一教训，江泽民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丧失了执政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注：《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2页。）而要赢得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要坚持做到“三个代表”，否则，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就有可能重演。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新形势的战略应对。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而有新的发展；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既带来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又对我们构成严峻的挑战，各大国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情况看，面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中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世纪之交，着眼于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我们党把握世界的理论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这一思想是对新时期党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逻辑思考和理论解答。现阶段党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处于新老交替过程中；二是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并已造成巨大危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出发，中央强调要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既是我们党在解决自身问题上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又是对在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的总体性理论应答，堪称21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