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党报思想成因探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列宁在俄国独特的斗争环境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1917年，他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使得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使得列宁 的革命理论被许多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者所接受。列宁的党报思想，也通过 第三国际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 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列宁的革命思想，包括他的党报思想，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个人在 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不相同，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也颇具特色 。要理解他的党报思想，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的生活环境。
一、俄国和西方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参照系对列宁的影响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沙皇俄国就被视为欧洲最后一个封建堡垒，以致马恩在184 8—1849年主办《新莱茵报》时两个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就是摧毁俄国这个最后的反动 堡垒。但是直到20世纪初，俄国依然在沙皇极端专制的统治下。列宁就是在这种环境中 ，于1870年诞生在伏尔加河左岸小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省教 育厅视察员，祖父曾是农奴，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其父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 育家。他的哥哥由于刺杀沙皇而在1887年被判处死刑。列宁有条件阅读到启蒙书籍和马 克思的著作，痛恨专制制度，在喀山大学读一年级(法律系)时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开 除。从那时起，他始终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各种迫害。后来他自学四年并获得了彼得 堡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在地方上做兼职律师。这为他后来发挥其论辩的才华奠定了知 识基础。1887年，他的中学作文中，有一篇是专论印刷术发明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可 以证明，列宁对于新闻出版的影响力从小就有较深刻的理解。
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他是在既定的前人提供的“主义”基础上，发展这种主 义，而不是重新创造一种主义。因而研究列宁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回过头来对比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欧洲国家，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工作经验对他的影响。
俄国不仅政治上是欧洲最落后的大国，而且全国民众中的文盲数量也是最多的。虽然 当时俄国已有官方报纸，但是最早面向社会发行的报刊，却不得不由莫斯科大学主办， 因为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数。那时欧洲主要国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普选权 ，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权利，而在俄国，警察密探遍布，到处都有严格的书报 检查，革命政党没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民也没有普选权。1898年3月，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9个代表)在明斯克召开，发布了党成立的宣言，指 定《工人报》为中央机关报。但是很快，大会选出的三人中央委员会就被沙皇警察破获 ，《工人报》出版的努力也告失败。而那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
列宁1895年曾在西方国家考察过四个月，那里的政治环境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经历了几年流放后，列宁于1900年流放期满回到内地。他意识到，如此恶劣的政治环 境，难以展开政治活动，也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建党，只能首先在国外 进行工作。于是他决定同年底出国与当时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合 作，讨论重新建党。
从那时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其间除了1905年俄国爆发民主革命时返回过俄国 外，列宁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国家生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法国、奥匈、瑞典、 波兰、芬兰等等。这些国家被列宁称为“自由国家”，尽管有时也遭遇一些麻烦，但与 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相比，列宁获得了在自己的祖国无法想像的广泛的活动自由，特别 是新闻出版自由和通讯自由。正是这些自由使得列宁有可能以国外为稳固的基地，领导 国内的革命斗争。1900—1917年是列宁从事政治活动的成熟期(时年他30—47岁)，这种 自由的环境，与俄国形成强烈的对照，对列宁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列宁对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公开性和自由度是羡慕的，多次谈到它们。在他活动早期 ，尤其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他们的领导人物，诸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 基等，以及德国党的主要报刊，特别是理论刊物《新时代》。列宁热情地追求精神自由 ，具有良好的个人民主作风，以及遵循党内活动惯例的“守法”意识，除了家庭的影响 外，这些个人的特征主要是长期生活在自由国家养成的。
对两方面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使得列宁有可能对比不同的政治环境，得出适合不同环 境的政治斗争策略。他在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环境时就指出 ，在前者，可以展开“广泛民主原则”，其特点有二：“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 经过选举”。他写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 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 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 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 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 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 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 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 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1](P131-132)。
而在后者，只能艰难地存在秘密组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 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P132 )。因此，列宁关于俄国党报的理论和工作原则，总是与俄国的环境相联系的，如果脱 离俄国的具体环境，他的某些观点或说法，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有些难以理解。
列宁不得不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他处理国外党内的事务和在国内解决 一些私人事项时，是十分民主的或宽容的。这是他个人民主作风的体现，是他的很真实 的一面。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时，环境迫使他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又 必须采取一些“专制”式的做法，包括党报事务。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 领导人，在具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俄国处理国务，许多具体问题不采用同质异构的专制 措施是不可能即时解决的。在不习惯于民主讨论的环境中，民主讨论带来的往往是无休 止的争吵和党同伐异的小动作。这种矛盾着的现象，使得列宁常常处于民主的主观意识 和实际采取的专制措施的夹缝中。我们可以从列宁的一些信件的字里行间感受他的无奈 和苦恼。他清楚地感受到存在着矛盾，并且努力从制度、观念上让社会和党内逐渐习惯 于在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权的范围内解决问题。但列宁生命的最后几年，苏维埃俄国百废 待兴，无数内外矛盾交织，他必须处理的眼前事务远远多于未来的法治建设。因而，考 察列宁的党报思想，需要从大量的关于眼前工作的论述和少量的体现他对未来设想的论 述或做法中把握他的思想。
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军事共产主义试验、苏维埃国家面临白卫军的叛乱和 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工作重心经常变动。研究这个时期列宁关于 报刊和新闻政策的论述，更需要考察论述的背景。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西方 新闻政策的论述，主要以赞扬为主；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对苏维埃的 大规模的造谣诽谤，列宁对西方自由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批判成分大大加重。这并不意 味着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在于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只引证他某个时期的某句 话，可能会出现片面性。
二、俄国工人政党的活动特点和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特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一个党，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与第二国际 主要的工人政党有各种联系。因而，该党早期的组织结构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形式上 相近，所获得的关于“党”和“党报”的观念也与它们相近。但是，俄国党的组织经常 遭到沙皇警察的破坏，其成员不得不总是处于秘密的小组活动的狭小范围，特别是那些 被迫到国外活动的小组，在失去一致对敌的环境后，更容易形成相当狭隘的派别。
恩格斯晚年与俄国社会主义者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他很快就发现了俄国人的这一特 点。他在1890年给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写信时指出：“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 民中正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大家相互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 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整个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 这是所有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1849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我们也经历了这些情况。但 是我当时确信，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些纠纷的影 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性。你们越是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 刺激所牵动，你们就越能积蓄进行伟大斗争的力量和时间。……要让西欧所有的社会主 义刊物都不向你们的俄国对手开门是不行的。如果俄国运动能够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 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 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2](P388)在列宁作为后生晚辈参加到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活动中的时候，由于党实际上名存实亡，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一 党内派别斗争交错复杂的局面依旧。
把至少一半的精力放在与党内派别而不是与敌人的斗争上，这可能是列宁从事的党务 的特征之一。他的论著的相当部分是在与非布尔什维克的派别进行斗争，不断地批判他 们，从组织原则、策略原则到抽象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派 别，而是为了党的政治统一，克服派别而服从于共同制定的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因而 ，列宁的党报思想，相当程度上是在与其他党内派别斗争时论述的。列宁本身也站在一 定的派别上，这就是自1903年党的二大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意即多数派，相对的便 是孟什维克派，意即少数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派别在主要问题上，代表了正确的 立场，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得较为成功。而孟什维克在组织原则上坚持的 基本是第二国际的组织惯例，没有考虑俄国不存在政治自由这一重要的背景条件；在行 动方式上，他们太习惯于“自由”的小组活动，而忽略了这些小组已经属于一个直接向 敌人进攻的党。
正像恩格斯说的，西欧各国工人政党的早期，在没有获得政治自由、遭受迫害、被迫 流亡的情况下，党内的派别争斗甚至超过了共同的对敌斗争。西欧各国政治自由的基本 实现，使得领袖们的一切观点和个人的优缺点得以公开，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派别争 斗大大减少，即使存在党内派别，通过公开辩论也容易解决问题，党的领导人之间自然 存在的不同意见通过开诚布公，多数可以达到协调一致。
然而在俄国，专制制度太强大了，如果秘密存在革命政党，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小组活 动上，而且观念上坚持小组习气，那么俄国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各个分散的小组必须重 新组织成为一个党，一个有正确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行动一致的党。于是，在《火星 报》时期(1900—1903年)，列宁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 怎么办?》的名称，写作了一本政论小册子《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的设想：集中的战斗组织、专业化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因为对于俄国革命来 说，无产阶级没有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当时也没有议会斗争的场所，那么结果就 如列宁在另一本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所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 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3](P415)他甚至借用阿基米德的话语说：给我们一个革 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所以，当我们理解列宁关于党报性质、 作用的许多论述时，需要考虑与之相配的党的组织结构。这种关于党的理论，适合当时 俄国的环境，是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列宁逝世后的 当年，斯大林将它总结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是否得当，这里无法展开， 暂且不论。
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缔造者 出现的，他们是思想家，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党的具体的组织者。而列宁是作为小字辈 参加俄国革命的，他不可能像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那样较为超脱，主要 从事著述工作。列宁不得不从事许多琐碎的党务和党报的编务，只有很少的时间(例如 在年轻时写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专著，1916年写作《哲学笔记》)从事过学术性 质的研究，因而他主要是职业党务工作者、政论(特别是党内政论)作家、国务活动家( 主要在生命的最后六年)。这种情形使得他的许多论述带有较明显的实用特征，或用于 即时的鼓动、反驳，或为了强调某一点而暂时忽略其他，此一时彼一时。必须更多地与 实际环境相联系来理解他的论述，从总体上来体会他的思想。否则，在有些问题上，会 有一种不同时间、地点的论述相互矛盾的感觉。一般来说，列宁的思想总体上是前后一 致的，只是因为他是现实的政治活动家，多数情况下不是作为思想家在论证问题，才造 成这种感觉。
列宁的革命思想，包括他的党报思想，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个人在 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不相同，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也颇具特色 。要理解他的党报思想，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的生活环境。
一、俄国和西方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参照系对列宁的影响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沙皇俄国就被视为欧洲最后一个封建堡垒，以致马恩在184 8—1849年主办《新莱茵报》时两个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就是摧毁俄国这个最后的反动 堡垒。但是直到20世纪初，俄国依然在沙皇极端专制的统治下。列宁就是在这种环境中 ，于1870年诞生在伏尔加河左岸小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省教 育厅视察员，祖父曾是农奴，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其父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 育家。他的哥哥由于刺杀沙皇而在1887年被判处死刑。列宁有条件阅读到启蒙书籍和马 克思的著作，痛恨专制制度，在喀山大学读一年级(法律系)时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开 除。从那时起，他始终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各种迫害。后来他自学四年并获得了彼得 堡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在地方上做兼职律师。这为他后来发挥其论辩的才华奠定了知 识基础。1887年，他的中学作文中，有一篇是专论印刷术发明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可 以证明，列宁对于新闻出版的影响力从小就有较深刻的理解。
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他是在既定的前人提供的“主义”基础上，发展这种主 义，而不是重新创造一种主义。因而研究列宁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回过头来对比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欧洲国家，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工作经验对他的影响。
俄国不仅政治上是欧洲最落后的大国，而且全国民众中的文盲数量也是最多的。虽然 当时俄国已有官方报纸，但是最早面向社会发行的报刊，却不得不由莫斯科大学主办， 因为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数。那时欧洲主要国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普选权 ，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权利，而在俄国，警察密探遍布，到处都有严格的书报 检查，革命政党没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民也没有普选权。1898年3月，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9个代表)在明斯克召开，发布了党成立的宣言，指 定《工人报》为中央机关报。但是很快，大会选出的三人中央委员会就被沙皇警察破获 ，《工人报》出版的努力也告失败。而那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
列宁1895年曾在西方国家考察过四个月，那里的政治环境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经历了几年流放后，列宁于1900年流放期满回到内地。他意识到，如此恶劣的政治环 境，难以展开政治活动，也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建党，只能首先在国外 进行工作。于是他决定同年底出国与当时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合 作，讨论重新建党。
从那时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其间除了1905年俄国爆发民主革命时返回过俄国 外，列宁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国家生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法国、奥匈、瑞典、 波兰、芬兰等等。这些国家被列宁称为“自由国家”，尽管有时也遭遇一些麻烦，但与 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相比，列宁获得了在自己的祖国无法想像的广泛的活动自由，特别 是新闻出版自由和通讯自由。正是这些自由使得列宁有可能以国外为稳固的基地，领导 国内的革命斗争。1900—1917年是列宁从事政治活动的成熟期(时年他30—47岁)，这种 自由的环境，与俄国形成强烈的对照，对列宁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列宁对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公开性和自由度是羡慕的，多次谈到它们。在他活动早期 ，尤其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他们的领导人物，诸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 基等，以及德国党的主要报刊，特别是理论刊物《新时代》。列宁热情地追求精神自由 ，具有良好的个人民主作风，以及遵循党内活动惯例的“守法”意识，除了家庭的影响 外，这些个人的特征主要是长期生活在自由国家养成的。
对两方面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使得列宁有可能对比不同的政治环境，得出适合不同环 境的政治斗争策略。他在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环境时就指出 ，在前者，可以展开“广泛民主原则”，其特点有二：“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 经过选举”。他写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 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 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 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 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 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 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 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 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1](P131-132)。
而在后者，只能艰难地存在秘密组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 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P132 )。因此，列宁关于俄国党报的理论和工作原则，总是与俄国的环境相联系的，如果脱 离俄国的具体环境，他的某些观点或说法，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有些难以理解。
列宁不得不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他处理国外党内的事务和在国内解决 一些私人事项时，是十分民主的或宽容的。这是他个人民主作风的体现，是他的很真实 的一面。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时，环境迫使他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又 必须采取一些“专制”式的做法，包括党报事务。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 领导人，在具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俄国处理国务，许多具体问题不采用同质异构的专制 措施是不可能即时解决的。在不习惯于民主讨论的环境中，民主讨论带来的往往是无休 止的争吵和党同伐异的小动作。这种矛盾着的现象，使得列宁常常处于民主的主观意识 和实际采取的专制措施的夹缝中。我们可以从列宁的一些信件的字里行间感受他的无奈 和苦恼。他清楚地感受到存在着矛盾，并且努力从制度、观念上让社会和党内逐渐习惯 于在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权的范围内解决问题。但列宁生命的最后几年，苏维埃俄国百废 待兴，无数内外矛盾交织，他必须处理的眼前事务远远多于未来的法治建设。因而，考 察列宁的党报思想，需要从大量的关于眼前工作的论述和少量的体现他对未来设想的论 述或做法中把握他的思想。
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军事共产主义试验、苏维埃国家面临白卫军的叛乱和 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工作重心经常变动。研究这个时期列宁关于 报刊和新闻政策的论述，更需要考察论述的背景。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西方 新闻政策的论述，主要以赞扬为主；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对苏维埃的 大规模的造谣诽谤，列宁对西方自由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批判成分大大加重。这并不意 味着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在于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只引证他某个时期的某句 话，可能会出现片面性。
二、俄国工人政党的活动特点和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特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一个党，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与第二国际 主要的工人政党有各种联系。因而，该党早期的组织结构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形式上 相近，所获得的关于“党”和“党报”的观念也与它们相近。但是，俄国党的组织经常 遭到沙皇警察的破坏，其成员不得不总是处于秘密的小组活动的狭小范围，特别是那些 被迫到国外活动的小组，在失去一致对敌的环境后，更容易形成相当狭隘的派别。
恩格斯晚年与俄国社会主义者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他很快就发现了俄国人的这一特 点。他在1890年给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写信时指出：“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 民中正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大家相互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 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整个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 这是所有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1849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我们也经历了这些情况。但 是我当时确信，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些纠纷的影 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性。你们越是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 刺激所牵动，你们就越能积蓄进行伟大斗争的力量和时间。……要让西欧所有的社会主 义刊物都不向你们的俄国对手开门是不行的。如果俄国运动能够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 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 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2](P388)在列宁作为后生晚辈参加到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活动中的时候，由于党实际上名存实亡，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一 党内派别斗争交错复杂的局面依旧。
把至少一半的精力放在与党内派别而不是与敌人的斗争上，这可能是列宁从事的党务 的特征之一。他的论著的相当部分是在与非布尔什维克的派别进行斗争，不断地批判他 们，从组织原则、策略原则到抽象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派 别，而是为了党的政治统一，克服派别而服从于共同制定的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因而 ，列宁的党报思想，相当程度上是在与其他党内派别斗争时论述的。列宁本身也站在一 定的派别上，这就是自1903年党的二大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意即多数派，相对的便 是孟什维克派，意即少数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派别在主要问题上，代表了正确的 立场，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得较为成功。而孟什维克在组织原则上坚持的 基本是第二国际的组织惯例，没有考虑俄国不存在政治自由这一重要的背景条件；在行 动方式上，他们太习惯于“自由”的小组活动，而忽略了这些小组已经属于一个直接向 敌人进攻的党。
正像恩格斯说的，西欧各国工人政党的早期，在没有获得政治自由、遭受迫害、被迫 流亡的情况下，党内的派别争斗甚至超过了共同的对敌斗争。西欧各国政治自由的基本 实现，使得领袖们的一切观点和个人的优缺点得以公开，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派别争 斗大大减少，即使存在党内派别，通过公开辩论也容易解决问题，党的领导人之间自然 存在的不同意见通过开诚布公，多数可以达到协调一致。
然而在俄国，专制制度太强大了，如果秘密存在革命政党，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小组活 动上，而且观念上坚持小组习气，那么俄国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各个分散的小组必须重 新组织成为一个党，一个有正确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行动一致的党。于是，在《火星 报》时期(1900—1903年)，列宁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 怎么办?》的名称，写作了一本政论小册子《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的设想：集中的战斗组织、专业化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因为对于俄国革命来 说，无产阶级没有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当时也没有议会斗争的场所，那么结果就 如列宁在另一本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所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 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3](P415)他甚至借用阿基米德的话语说：给我们一个革 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所以，当我们理解列宁关于党报性质、 作用的许多论述时，需要考虑与之相配的党的组织结构。这种关于党的理论，适合当时 俄国的环境，是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列宁逝世后的 当年，斯大林将它总结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是否得当，这里无法展开， 暂且不论。
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缔造者 出现的，他们是思想家，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党的具体的组织者。而列宁是作为小字辈 参加俄国革命的，他不可能像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那样较为超脱，主要 从事著述工作。列宁不得不从事许多琐碎的党务和党报的编务，只有很少的时间(例如 在年轻时写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专著，1916年写作《哲学笔记》)从事过学术性 质的研究，因而他主要是职业党务工作者、政论(特别是党内政论)作家、国务活动家( 主要在生命的最后六年)。这种情形使得他的许多论述带有较明显的实用特征，或用于 即时的鼓动、反驳，或为了强调某一点而暂时忽略其他，此一时彼一时。必须更多地与 实际环境相联系来理解他的论述，从总体上来体会他的思想。否则，在有些问题上，会 有一种不同时间、地点的论述相互矛盾的感觉。一般来说，列宁的思想总体上是前后一 致的，只是因为他是现实的政治活动家，多数情况下不是作为思想家在论证问题，才造 成这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