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随着一批批大案、要案曝光于天下，无论是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群众监督，人们既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重要，也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软弱，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艰难……
根据笔者的研究，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指导思想有关
监督的实质就是对腐败中最丑恶的东西的批判、揭露和斗争。而监督难、难监督的实质就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就是对丑恶的宽恕和软弱。
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倾向，就是与在如何处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有关。即，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我们的社会始终有这样一个“传统”：过于重视“真善美”的发扬，而忽视了对“假恶丑”的惩治，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对立了起来，因而尽管口头上也承认对惩治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假恶丑”的重要，但是实际上仅仅是将它作为“内部控制使用的对象”。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理由之一：“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权力内部的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多了，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会动摇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其实，这是天大的笑话。将胡建学、王宝森、陈希同这样的腐败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纯洁了党的队伍，党心大快，民心大快，人们只会感到党的伟大，只会感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光明，怎么会得出那样荒唐的结论来！
理由之二：“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影响人们对大好形势的看法。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群众已经不是过去的“阿斗”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东西，人们不会因腐败的发展、泛滥去否认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相反地，如果不大张旗鼓地“反腐”，不将它作为社会的“主旋律”去对待，那么，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倒是会被葬送掉的。
理由之三：“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削弱党的领导。这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逻辑。“反腐”怎么会与“削弱党的领导”挂得上钩？！像陈希同这样的党的腐败分子怎么能代表党？我想，将这样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只会纯洁党的队伍，只会加强党的领导。
理由之四：“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多了，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种人将“腐败”与“反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利用权力进行“腐败”，的确可恶，的确是社会的“阴暗”现象，但是“反腐”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腐败端将出来，而是将腐败分子、腐败现象彻底铲除干净，是在去除社会的毒瘤，所以，“反腐”是党和国家堂堂正正的一种责任，是社会和人民的一种认认真真的呼声，怎能算是属于“阴暗面”？
理由之五：“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种观点也属荒唐。是“腐败”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呢？还是“反腐”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呢？我想，迄今为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制度是因为反腐败而垮台的，相反地，倒是有许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发展太严重而垮了台。只有坚决地反，彻底地反，我们的社会才能得到稳定，才能得到发展。
总之，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思想支配之下，对放手反腐败、放手监督总是慎之又慎，总是迈不开步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形而上学仍会如此猖獗？我想，主要的还是认识不到以下这一点：腐败现象是“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我们仍是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管理社会的那套方法去解决腐败问题，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对腐败监督的不彻底、走过场。
二、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一些单位的“一把手”过于强大有关
这里所说的“一把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中的真正“一把手”，如陈希同、胡建学之类的；二是虽然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但是，却是很有权势的真正“实权派”，如王宝森之流的，虽非北京市的“一把手”，但是在其所管的部门中所具有的权力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把手”。
“一把手”出问题，自有他个人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社会的监督体系对这些“一把手”的监督竟是如此的不得力、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无能？人们有权要问：我们的监督体系究竟怎么啦？！
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凡是出问题的地区（或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一把手”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强大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
那么，这样的“一把手”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这样的“一把手”在领导作风上往往都有一个“怪癖”：党政大权一把抓，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都要请示他，而所有的规章制度对于他来说，都是形同虚设，他的话就是圣旨，必须照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单位“离开”了这个“一把手”时，就变成一盘散沙，谁都不敢做主，单位的运转机制立即失灵。总之，当“一把手”变得这样“强大”时，一般人是不敢去监督的。
这样的“一把手”，一定是将一些“要害部门”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的。什么纪律检查部，什么人事组织部，什么生产营销部等等部门领导人都一概由他来统管，由他来任命，由他来提拔，他人一概不能插足，听话的就可以得到升迁，不听话的就随便找一个“以党的工作需要”为理由将其赶出这些部门，而且这类“调动”频繁，经常是“杀鸡给猴看”，经过这样“纯而又纯”的“选拔”，这些“要害部门”就很快变成“清一色”的了，这些部门也就会绝对地与“一把手”“保持一致”。
这样的“一把手”往往是“根深叶茂”的。他们精于构筑“关系网”，他们非常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作用，因而经常慷慨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去打通上边的“头头脑脑”（经常是买通），因而有很硬的后台，消息灵通极了，上头一有什么精神就马上紧跟，往往要比他人抢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风声紧”的预兆，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因为坏事都是自己亲自所干，所以他们非常清楚漏洞在何处，所以往往在事发东窗之前会采取“补救措施”，将它搞得“天衣无缝”。正因为这类的“一把手”有这样的“能耐”，一般人若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和比他有更硬的后台，一般是不敢也不会去监督的。
这样的“一把手”的脑子实在是精明极了。他们深懂舆论的力量，深懂如何利用舆论工具给自己发迹创造条件。在这类人的头上，官帽越戴越多，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眼花缭乱，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他，也就更难了。
总之，当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强大”到了真的是“领导一切”——即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为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一身时，就真的像如今流传的一种说法那样：“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发展到那样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监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一般都是不敢去监督的了。
三、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官德的滑坡密切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主要靠谁？有的人说：主要是靠群众，靠群众监督干部，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说，这是谁都明白的官话、套话，主要应该靠干部，靠权力者对权力者的监督，领导对领导的监督。为何？道理很简单：腐败是权力者的腐败，是权力者之间的腐败，是权力圈内的腐败，所以对腐败的“最最知情者”应该不是群众，而是同级的领导或下级的干部。我想，只要广大的领导或干部都能起来监督、敢于监督，腐败肯定不至于蔓延、泛滥成风。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现实呢？恰恰相反。
从某种程度来说，腐败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当官者对当官者的监督。
一些同级的或下级的当官者为何“不愿”监督那些腐败了的当官者？大致有以下这些原因。
(1)不敢监督。畏惧腐败了的当官者权势太大，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怕被莫名其妙地穿上各种小鞋，怕丢掉了“乌纱帽”，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太重，公心斗不过私心，也就不敢去监督了。
(2)不好监督。自己平时手脚也有点不太干净，喜欢贪点占点便宜，有的甚至很羡慕那种“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守着骰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只恨自己没有这种机会，哪有心思去监督他人，此外，自己亦有一点小小腐败之处，“把柄”在他人手里，“硬”不起来，也就不好监督了。
(3)不能监督。自己意志薄弱，被腐败了的当官者施以各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好处”同流合污了，也就不能监督了。
(4)不想监督。尽管是个“明白人”，但自己的处世哲学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什么都是“明哲保身”，压根儿想当好人，怕出乱子，怕负责任，怕丢乌纱帽，或是从内心想当个“太平官”，只是上级的“收发室”、“录音机”，甘心于当一名“面团官”，思想懒惰，不思进取，从不想去惹什么“是非”，也就不想监督了。
(5)不会监督。本身是个“糊涂虫”，“社会性智商”极低，看问题极其迟钝，觉察不出任何问题来，也根本不关心什么监督不监督的，这样的人自然也就不会监督了。
总之，由于领导干部中广泛存在上述的“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邓小平所要求的那种“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了，一些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场自然就会盛行“官官相护”的恶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当领导的、当干部的对腐败不敢监督呢？
问题就在于如今的官场风气不正，不少领导干部不是按照党性原则去办事，而是按照社会流行的“趋势、趋利、趋和”的三原则去行事：一是所谓的“权势原则”：谁的权力大，谁的势力强，就听谁的，哪怕他违犯党纪国法也都跟之、从之；二是“利害原则”：什么都从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考虑，无害于自己发展的，则多做，有碍于自己“进步”的，则少做、不做，尽量不得罪人，更不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人；三是“不得罪人的原则”：永远做一个“老好人”，只表扬好人好事，不批评坏人坏事，对那些群体中的“刺头”、“搅屎棍”，甚至对那些坏人坏事、恶人恶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此这般，在一个群体中“公理”扑灭不了“强权”，正的压不倒邪的，腐败安能得到抑制？监督安能顺利进行？
四、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社会中流行的不良社会风气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是人的一种政治行为，而人们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积极参与程度及其表现则与整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气相关。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得手？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感到异常之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社会风气——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的发生。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根据笔者的研究，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指导思想有关
监督的实质就是对腐败中最丑恶的东西的批判、揭露和斗争。而监督难、难监督的实质就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就是对丑恶的宽恕和软弱。
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倾向，就是与在如何处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有关。即，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我们的社会始终有这样一个“传统”：过于重视“真善美”的发扬，而忽视了对“假恶丑”的惩治，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对立了起来，因而尽管口头上也承认对惩治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假恶丑”的重要，但是实际上仅仅是将它作为“内部控制使用的对象”。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理由之一：“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权力内部的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多了，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会动摇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其实，这是天大的笑话。将胡建学、王宝森、陈希同这样的腐败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纯洁了党的队伍，党心大快，民心大快，人们只会感到党的伟大，只会感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光明，怎么会得出那样荒唐的结论来！
理由之二：“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影响人们对大好形势的看法。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群众已经不是过去的“阿斗”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东西，人们不会因腐败的发展、泛滥去否认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相反地，如果不大张旗鼓地“反腐”，不将它作为社会的“主旋律”去对待，那么，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倒是会被葬送掉的。
理由之三：“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削弱党的领导。这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逻辑。“反腐”怎么会与“削弱党的领导”挂得上钩？！像陈希同这样的党的腐败分子怎么能代表党？我想，将这样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只会纯洁党的队伍，只会加强党的领导。
理由之四：“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多了，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种人将“腐败”与“反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利用权力进行“腐败”，的确可恶，的确是社会的“阴暗”现象，但是“反腐”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腐败端将出来，而是将腐败分子、腐败现象彻底铲除干净，是在去除社会的毒瘤，所以，“反腐”是党和国家堂堂正正的一种责任，是社会和人民的一种认认真真的呼声，怎能算是属于“阴暗面”？
理由之五：“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种观点也属荒唐。是“腐败”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呢？还是“反腐”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呢？我想，迄今为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制度是因为反腐败而垮台的，相反地，倒是有许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发展太严重而垮了台。只有坚决地反，彻底地反，我们的社会才能得到稳定，才能得到发展。
总之，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思想支配之下，对放手反腐败、放手监督总是慎之又慎，总是迈不开步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形而上学仍会如此猖獗？我想，主要的还是认识不到以下这一点：腐败现象是“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我们仍是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管理社会的那套方法去解决腐败问题，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对腐败监督的不彻底、走过场。
二、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一些单位的“一把手”过于强大有关
这里所说的“一把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中的真正“一把手”，如陈希同、胡建学之类的；二是虽然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但是，却是很有权势的真正“实权派”，如王宝森之流的，虽非北京市的“一把手”，但是在其所管的部门中所具有的权力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把手”。
“一把手”出问题，自有他个人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社会的监督体系对这些“一把手”的监督竟是如此的不得力、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无能？人们有权要问：我们的监督体系究竟怎么啦？！
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凡是出问题的地区（或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一把手”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强大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
那么，这样的“一把手”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这样的“一把手”在领导作风上往往都有一个“怪癖”：党政大权一把抓，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都要请示他，而所有的规章制度对于他来说，都是形同虚设，他的话就是圣旨，必须照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单位“离开”了这个“一把手”时，就变成一盘散沙，谁都不敢做主，单位的运转机制立即失灵。总之，当“一把手”变得这样“强大”时，一般人是不敢去监督的。
这样的“一把手”，一定是将一些“要害部门”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的。什么纪律检查部，什么人事组织部，什么生产营销部等等部门领导人都一概由他来统管，由他来任命，由他来提拔，他人一概不能插足，听话的就可以得到升迁，不听话的就随便找一个“以党的工作需要”为理由将其赶出这些部门，而且这类“调动”频繁，经常是“杀鸡给猴看”，经过这样“纯而又纯”的“选拔”，这些“要害部门”就很快变成“清一色”的了，这些部门也就会绝对地与“一把手”“保持一致”。
这样的“一把手”往往是“根深叶茂”的。他们精于构筑“关系网”，他们非常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作用，因而经常慷慨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去打通上边的“头头脑脑”（经常是买通），因而有很硬的后台，消息灵通极了，上头一有什么精神就马上紧跟，往往要比他人抢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风声紧”的预兆，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因为坏事都是自己亲自所干，所以他们非常清楚漏洞在何处，所以往往在事发东窗之前会采取“补救措施”，将它搞得“天衣无缝”。正因为这类的“一把手”有这样的“能耐”，一般人若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和比他有更硬的后台，一般是不敢也不会去监督的。
这样的“一把手”的脑子实在是精明极了。他们深懂舆论的力量，深懂如何利用舆论工具给自己发迹创造条件。在这类人的头上，官帽越戴越多，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眼花缭乱，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他，也就更难了。
总之，当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强大”到了真的是“领导一切”——即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为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一身时，就真的像如今流传的一种说法那样：“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发展到那样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监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一般都是不敢去监督的了。
三、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官德的滑坡密切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主要靠谁？有的人说：主要是靠群众，靠群众监督干部，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说，这是谁都明白的官话、套话，主要应该靠干部，靠权力者对权力者的监督，领导对领导的监督。为何？道理很简单：腐败是权力者的腐败，是权力者之间的腐败，是权力圈内的腐败，所以对腐败的“最最知情者”应该不是群众，而是同级的领导或下级的干部。我想，只要广大的领导或干部都能起来监督、敢于监督，腐败肯定不至于蔓延、泛滥成风。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现实呢？恰恰相反。
从某种程度来说，腐败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当官者对当官者的监督。
一些同级的或下级的当官者为何“不愿”监督那些腐败了的当官者？大致有以下这些原因。
(1)不敢监督。畏惧腐败了的当官者权势太大，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怕被莫名其妙地穿上各种小鞋，怕丢掉了“乌纱帽”，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太重，公心斗不过私心，也就不敢去监督了。
(2)不好监督。自己平时手脚也有点不太干净，喜欢贪点占点便宜，有的甚至很羡慕那种“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守着骰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只恨自己没有这种机会，哪有心思去监督他人，此外，自己亦有一点小小腐败之处，“把柄”在他人手里，“硬”不起来，也就不好监督了。
(3)不能监督。自己意志薄弱，被腐败了的当官者施以各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好处”同流合污了，也就不能监督了。
(4)不想监督。尽管是个“明白人”，但自己的处世哲学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什么都是“明哲保身”，压根儿想当好人，怕出乱子，怕负责任，怕丢乌纱帽，或是从内心想当个“太平官”，只是上级的“收发室”、“录音机”，甘心于当一名“面团官”，思想懒惰，不思进取，从不想去惹什么“是非”，也就不想监督了。
(5)不会监督。本身是个“糊涂虫”，“社会性智商”极低，看问题极其迟钝，觉察不出任何问题来，也根本不关心什么监督不监督的，这样的人自然也就不会监督了。
总之，由于领导干部中广泛存在上述的“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邓小平所要求的那种“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了，一些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场自然就会盛行“官官相护”的恶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当领导的、当干部的对腐败不敢监督呢？
问题就在于如今的官场风气不正，不少领导干部不是按照党性原则去办事，而是按照社会流行的“趋势、趋利、趋和”的三原则去行事：一是所谓的“权势原则”：谁的权力大，谁的势力强，就听谁的，哪怕他违犯党纪国法也都跟之、从之；二是“利害原则”：什么都从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考虑，无害于自己发展的，则多做，有碍于自己“进步”的，则少做、不做，尽量不得罪人，更不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人；三是“不得罪人的原则”：永远做一个“老好人”，只表扬好人好事，不批评坏人坏事，对那些群体中的“刺头”、“搅屎棍”，甚至对那些坏人坏事、恶人恶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此这般，在一个群体中“公理”扑灭不了“强权”，正的压不倒邪的，腐败安能得到抑制？监督安能顺利进行？
四、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社会中流行的不良社会风气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是人的一种政治行为，而人们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积极参与程度及其表现则与整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气相关。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得手？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感到异常之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社会风气——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的发生。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 上一篇：传统与现实：党风建设面临的文化挑战
- 下一篇：制度建设与政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