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德传统及其在当代道德建设中的价值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中华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所凝聚成的许多优秀思想和精神，不仅在古代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中华文明素称礼仪文明，中华道德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华道德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华道德的历史复杂性。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制约，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三纲”之说、“三从”之论等等。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能因为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这是因为，其一，任何一个民族道德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割断本民族的道德历史，其二，中华道德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更有支撑起民族正气和脊梁的优秀思想和精神。所以笔者以为，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我们这个民族当代道德的发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讲，撇开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梳理其优秀传统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的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就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人的道德意识。正因为人有道德意识，人与禽兽就区别开来了，人就具备了独特的内在价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严。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1](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恶有甚于死者”[1](P475)，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还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注重，是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把自己当人来看，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开发人的价值，赢得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把别人当人看，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也就是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是中华道德的一个基本特色。
第二，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理念。所谓整体，就是民族和国家；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耳忘家，公而忘私”[2](P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4](P105)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正是在中华道德整体主义的优秀传统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仁人志士，从而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虽历经无数次内忧和外患，但始终能够一次次获得新生，走向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第三，强调以义为上，重视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私利与公利的关系。中华道德从来就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据朱熹的解释，之所以要“富之”，乃因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1](P208-209)中华道德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约束和引导，那势必会造成现实的利益关系的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道德提出了以义为上的重要思想。孟子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这一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P475)以义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义：其一，利必须要受义的制约。追求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138)，因此必须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其二，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为什么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呢？这是因为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欲固不可禁，但假若人人各顺其欲，现实的利益关系势必恶化，所以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P98)亦即要求人们在求利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这样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反对一味追求私利，提倡将求利的欲望升华到谋民利、国利、天下利的高度。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以义为上，因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见利思义的优秀品质，在经济生活中讲道德，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基本道德规范，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伦理化。
第四，推崇仁爱原则。“仁”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是孔子将“仁”提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正因为有孔子的提倡，所以仁位居“五常”之首，成为中华道德的核心范畴。孔子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1](P201)，从而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要义，其后孟子说“仁者爱人”[1](P427)，亦将仁释为爱人，由此形成了仁者爱人的重要理念。仁者爱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首先它强调仁爱应当分别亲疏远近，从爱最亲近的人即父母兄弟开始，逐步推广扩大到其他；其次它强调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对不同的人，仁爱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表现；再次它强调应当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通过实行仁政教化，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最后它强调要将对人的爱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的爱，所谓“仁民而爱物”[1](P519)。仁者爱人的理念，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古代人文主义的特征，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
第五，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是中华道德的根本追求。中华道德历来重视将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作为自身的根本追求。首先它充分肯定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任何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次它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大学》中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这样，讲道德就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政治讲道德有“为政以德”的说法，教育讲道德有“德教为先”的说法，经商讲道德有“道德经商”的说法。最后它指出修养是一个不断接近道德理想人格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国历代思想家也都十分注重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应当说，由于将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作为根本追求，从而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优秀的道德精神作为支撑，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够屡经挫折而又百折不挠，从而不断赢得新的复兴。可以说，没有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史，因而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然而20世纪以来，在历经了近代一味反传统浪潮的冲击之后，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日益为世人所淡忘，甚至有人感叹中华道德只有在“历史博物馆”里才能找到它的身影。许多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在当代中国，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能否继续传承下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中华道德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继续发挥作用的生机，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必要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法小农社会相适应的，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它是精神包袱而不再是精神财富。此论的极端论调，是所谓抛弃“黄色文明”（以黄河为象征的中华传统文明）。笔者以为，此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华道德完全有可能在当代社会经过一种现代的转化而继续发挥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应当大力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其理由在于：其一，从可能性方面来看，首先中华道德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传下来并统治着你”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换言之中华道德势必会成为中华民族当代道德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其次中华道德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的几多冲刷，造就了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格，每次大的历史变迁，它都成了吐故纳新的大熔炉，也就是说中华道德已成功地担当了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历史延伸点。其二，从现实性方面来看，在许多华人聚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走完全否定中华道德的路子，而且还深深地体验到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所具有的时代价值。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5](P7)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正是秉承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才不仅赢得了事业的成功，而且积极回报社会，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成为当代华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在国内，有些地区通过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宣传教育，已很好地净化了社会风气，这说明中华道德在我国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不仅仅华人社会人们正日益感受到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许多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日益看到中华道德的独特价值。1993年，由日本国立大学和三井集团联合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要求就读该院的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中庸》、《论语》中的片段。上述情况表明，中华道德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现代的转化，发挥其价值导向的作用。
一、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中华文明素称礼仪文明，中华道德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华道德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华道德的历史复杂性。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制约，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三纲”之说、“三从”之论等等。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能因为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这是因为，其一，任何一个民族道德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割断本民族的道德历史，其二，中华道德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更有支撑起民族正气和脊梁的优秀思想和精神。所以笔者以为，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我们这个民族当代道德的发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讲，撇开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梳理其优秀传统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的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就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人的道德意识。正因为人有道德意识，人与禽兽就区别开来了，人就具备了独特的内在价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严。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1](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恶有甚于死者”[1](P475)，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还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注重，是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把自己当人来看，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开发人的价值，赢得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把别人当人看，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也就是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是中华道德的一个基本特色。
第二，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理念。所谓整体，就是民族和国家；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耳忘家，公而忘私”[2](P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4](P105)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正是在中华道德整体主义的优秀传统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仁人志士，从而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虽历经无数次内忧和外患，但始终能够一次次获得新生，走向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第三，强调以义为上，重视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私利与公利的关系。中华道德从来就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据朱熹的解释，之所以要“富之”，乃因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1](P208-209)中华道德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约束和引导，那势必会造成现实的利益关系的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道德提出了以义为上的重要思想。孟子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这一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P475)以义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义：其一，利必须要受义的制约。追求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138)，因此必须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其二，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为什么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呢？这是因为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欲固不可禁，但假若人人各顺其欲，现实的利益关系势必恶化，所以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P98)亦即要求人们在求利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这样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反对一味追求私利，提倡将求利的欲望升华到谋民利、国利、天下利的高度。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以义为上，因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见利思义的优秀品质，在经济生活中讲道德，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基本道德规范，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伦理化。
第四，推崇仁爱原则。“仁”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是孔子将“仁”提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正因为有孔子的提倡，所以仁位居“五常”之首，成为中华道德的核心范畴。孔子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1](P201)，从而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要义，其后孟子说“仁者爱人”[1](P427)，亦将仁释为爱人，由此形成了仁者爱人的重要理念。仁者爱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首先它强调仁爱应当分别亲疏远近，从爱最亲近的人即父母兄弟开始，逐步推广扩大到其他；其次它强调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对不同的人，仁爱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表现；再次它强调应当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通过实行仁政教化，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最后它强调要将对人的爱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的爱，所谓“仁民而爱物”[1](P519)。仁者爱人的理念，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古代人文主义的特征，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
第五，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是中华道德的根本追求。中华道德历来重视将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作为自身的根本追求。首先它充分肯定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任何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次它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大学》中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这样，讲道德就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政治讲道德有“为政以德”的说法，教育讲道德有“德教为先”的说法，经商讲道德有“道德经商”的说法。最后它指出修养是一个不断接近道德理想人格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国历代思想家也都十分注重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应当说，由于将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作为根本追求，从而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优秀的道德精神作为支撑，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够屡经挫折而又百折不挠，从而不断赢得新的复兴。可以说，没有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史，因而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然而20世纪以来，在历经了近代一味反传统浪潮的冲击之后，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日益为世人所淡忘，甚至有人感叹中华道德只有在“历史博物馆”里才能找到它的身影。许多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在当代中国，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能否继续传承下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中华道德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继续发挥作用的生机，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必要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法小农社会相适应的，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它是精神包袱而不再是精神财富。此论的极端论调，是所谓抛弃“黄色文明”（以黄河为象征的中华传统文明）。笔者以为，此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华道德完全有可能在当代社会经过一种现代的转化而继续发挥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应当大力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其理由在于：其一，从可能性方面来看，首先中华道德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传下来并统治着你”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换言之中华道德势必会成为中华民族当代道德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其次中华道德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的几多冲刷，造就了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格，每次大的历史变迁，它都成了吐故纳新的大熔炉，也就是说中华道德已成功地担当了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历史延伸点。其二，从现实性方面来看，在许多华人聚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走完全否定中华道德的路子，而且还深深地体验到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所具有的时代价值。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5](P7)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正是秉承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才不仅赢得了事业的成功，而且积极回报社会，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成为当代华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在国内，有些地区通过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宣传教育，已很好地净化了社会风气，这说明中华道德在我国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不仅仅华人社会人们正日益感受到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许多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日益看到中华道德的独特价值。1993年，由日本国立大学和三井集团联合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要求就读该院的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中庸》、《论语》中的片段。上述情况表明，中华道德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现代的转化，发挥其价值导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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