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3 开放的民族性既然要吸收中国古代的,又要吸收外国的,那么这吸收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标准就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不论中外,我们都要大胆吸收,凡是不符合人性的,我们都要排斥。为什么是人性而不是别的东西?因为人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理由。人性的满足使人的生存成为可能;人性的满足又使人的生存变成人的一种精神享受;因此人性的满足既是文化的最低标准,又是人的最高标准。
人首先是一种动物,一种有意识的特殊的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的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性就存在于这种受动和能动的关系之中。人性的浅层要求就是人和动物一样,必须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别的活动。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从人的动物性的欲求和需要来界说人性。他认为人性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的生物性需要。人有各种基本需要,如人具有呼吸需要;通过吸入氧气,排除了组织中的一氧化碳,感到正常;人会饥饿,通过进食,感到满足;人会干渴,通过喝水,就会解渴而愉快;人有性欲,通过交媾,就会消释;人会疲倦,通过休息,就会恢复肌肉和精神能量;人会不安,通过调整活动,不安就会消除;人会困倦,通过睡眠,就会精神饱满;人有膀胱压力,排尿之后,就会消除内压;人有结肠压力,通便之后,就感到放松;人有时也会恐惧,逃离危险后,就觉得放心;人有病痛,通过有效治疗,身体恢复健康。马林诺夫斯基说:“我们所讲的人性,就是指个体的生物决定因素,即执行诸如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等躯体功能。”[1](Ｐ80)我认为这种关于人性的说法通情达理,平易近人,是可以认同的,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建设新的文化和文学,在吸收和借鉴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和文学的时候,就必须以此人性作为起码的标准。凡是妨碍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文化,我们要加以拒绝。像中古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教条,还有“守寡”、“阉割”、“沉潭”等文化习俗,都扼杀了人的生存的权力,都是违反人性的,不能吸收。尽管这些是中国的,但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一切危害人的生存的东西,都是人性的敌人,都是反人性的;如由色情文化所滋生的艾滋病,也起源于西方,也是扼杀人的生命的刽子手,是反人性的,也要加以杜绝;再如殖民文化,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掠夺别的国家人民的财富,不让别的国家人民活得好,对这种违反人性的行为,不能不进行斗争。不能因为西方有科学和民主等文明的东西,就把西方的所有东西都捧上天。像上面这些违反人性的文化,我们必须坚决拒绝。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人性是生命之根,凡一切妨碍人的生存的反人性的文化,不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应为我们所唾弃。从上面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生物性需要基础上的人性,可以成为浅层的人性,它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最低标准。
但是,人又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意识的有理性的有符号的动物。因此人性应该有深度的要求。这深度的要求是属于精神性的。就前面所讲的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也不能停留在起码得到满足上面。实际上,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等,必然“受到了文化的制约、界定和塑造”[1](Ｐ89),在文化环境中,简单的生理需要一般是不会孤立存在的。就以“进食”为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塞饱肚子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食物从何而来,食物如何存放,食品如何加工,共同进食时候有何习惯、风俗和礼仪,进食要不要诗意环境和服务,进食中是否还有道德、宗教和地域问题等,总之“进食”这个原本是生物性的行为,已经成为“生物的文化运用”[1](Ｐ88),这里已经有精神性的文化机制,有了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其他,如呼吸、睡觉、休息、排泄和生殖等,都要经过文化的塑造而变成人的某种精神追求。这些最基本的生物性的人性的每一项都可以衍生为精神性的追求。不但如此,基于这些生物性的需要问题,又会衍生出诸如亲情、人情、友情、乡情、公正、公平、民主、自由、良知、人文、人道、理想等许多精神维度的价值取向,这些我们似乎可以称之为深度的人性。深度的人性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质量问题,更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标准。因此,在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中,本民族中一切充满亲情、人情、友情、乡情、公正、公平、民主、自由、良知、人文、人道、诗意、理想的东西,不论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精神,还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庄子的“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绿色思想,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的气度,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当益壮精神,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视野追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气魄,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态度,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哲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为正义事业的牺牲精神,等等,经过我们的理解,难道不可以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前结构”吗?还有,在文论方面,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王充的“意象”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刘勰的“风清骨峻”说,钟嵘的“滋味”说,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苏轼的“胸有成竹”说,严羽的“妙悟”说,李贽的“童心”说,三袁兄弟的“性灵”说,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王国维最后完成的“意境”说,等等,经过我们的阐释,难道不可以成为今天我们文论建设的参照吗?当然,本民族中一切符合本民族文化中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要因为是本民族的就视同珍宝,该抛弃的就要毫不犹豫地加以抛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东西绝不能死灰复燃,看风水占卦求神弄鬼的迷信旧俗绝不能视而不见,包二奶嫖娼宿妓卖淫腐败风气绝不能听之任之;同样对于外国的好的东西,如民主、科学、法制等,如文论上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真实性、典型性、符号论、结构论、解释学等等,不能因为是外国的就加以排斥,而要在认真辨别的基础上加以吸收。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维度和人文的维度,历史的维度就是要考虑到人的生存与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的经济,满足人的种种需要;人文的维度就是要营造诗意的精神家园,追求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对于文化建设来说,则尤其需要在人性的深度上下功夫,为人民提供能够完善人性、提高人性的优秀作品。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应纳入当代中国整个文化建设中加以思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自身的特点,汉语文学历史更为悠久,它的特点更为突出,许多诗意的微妙的东西不是一般外国人所能理解的,它的读者主要在中国。所以在“开放性”与“民族性”的紧张关系中,更应该发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个性,以适应中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在全球化中,全球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国是全球化中一个区域,中国化的问题,在文化和文学问题上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 考 文 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责任编辑 张积玉]
